北京之旅：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二)
第四天
绵绵六千七百里，这是自明朝永乐年间留下来的伟大世界历史古迹-万里长城。当然，长城是几乎不可能靠脚力走完的，但能够亲眼看到长城的东端-居庸关，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徐徐地踏着城墙上整齐又均匀的阶梯，第一个反应是对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上做出的努力感到欣慰。通过城墙的修补和翻新，我们至今还能看到非常完整壮观的万里长城。
自秦始皇投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六国的城墙合并起来到明成祖重修长城，万里长城一直都是古代统治者防御北方侵略者的重要屏障。历代帝王为了巩固防务，不惜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征调千万计的男丁修建城墙。在当时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里，一个家庭一旦失去男主人的劳动力，实际上就等于家破人亡了。由此，修建万里长城便与暴政、虐政、昏君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许多农名起义军的滥觞。
事实上，万里长城在历史上并未能发挥真正的防御功效。不管是对付西汉强悍的匈奴，唐初善战的突厥还是蒙古的铁骑，长城都不能做到距敌军于千里之外。说白了， 费尽千辛万苦营建的巍巍城墙，只不过是敌军直捣中原的一粒绊脚石；它不能遏制敌军的猛烈攻势，不能消磨敌军的坚强意志，更不能控制敌军贪婪的欲望。更有甚者，明末东北的满族势力就是趁着长城防备松懈而绕道从喜峰口突袭明军，差一点就于1629年把明朝灭了。
再来，明成祖所以决定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成祖对长城防御元蒙残部的实际能力表示怀疑，认为以天子之势坐镇北方才是安稳之策。康熙年间，随着漠北蒙古喀尔喀部被清政府招抚，清圣祖充满信心地说道：“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可见，随着历史长河往而不复的畅流，万里长城防敌御寇上的意义也处于递减式。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象征，因为真正能够保卫我们的家园并非一座座城墙，而是实力的外交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众志成城。尽管如此，万里长城作为古代的普通老百姓奋斗努力、流血牺牲的成果，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是超空间、超时代，甚至草超乎我们想象的。
在万里长城的居庸关逗留了近两小时后，我感性的一方开始战胜起初理智的想法。我不禁产生一个许多人会认为匪夷所思的观点：为何不原装不动，百分之百保留万里长城呢？仔细观察长城的建构，你会发现城墙上大多数都已砌上全新的砖石，而两千多年前染尽我们祖先血汗的砖石已不复存在了。我不否认中国政府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翻新是出自善意的，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万里长城应有的古韵也就随着千千万万的冤魂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样的万里长城真实吗？
有人可能会质疑，长城若不经过人为的改造和翻新，恐怕就不适合人们攀爬了。我的答案，眼见为实（圆明园原封不动地历史古迹就是最好的榜样），何况秦始皇最初修建万里长城时就没有产生过用它作为巡行各郡的通衢大道啊！
*****
第五天
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率领着气势磅礴、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军把明朝都城北京团团围住；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顿时成了唾手可得的“瓮中之鳖”，而北京城里最丰满的“鳖”崇祯帝朱由检更是农民军众食之而后快的目标。朱由检眼看大势已去，在万分悲愤无奈之下以一段仅仅三尺长的白布断送了历经276年的朱家天下。
来到景山公园，也叫万寿山，我亲眼见到了朱由检传说当年吊死的那棵槐树。为何说是“传说”呢？《明史·思宗纪》中的确提到指出朱由检在景山上和他的亲信太监王承恩先后殡天的，但文字中没有提到“吊死槐树”的说法。尽管如此，崇祯帝自缢处成为了景山公园中的重要景点，也成为了一个让人反思的清静之处。
在崇祯帝自缢处的不远处立了一栋《明思宗殉国三十年纪念碑》，作者是清末民初人。这篇咏古文对朱由检的勤政、德政大家渲染、赞颂，疑似将朱由检自缢的情节与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相提并论。碑文中强调朱由检在崇祯一朝十七年中夙夜匪懈，力图在大明王朝风雨缥缈之际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位“力求中兴”的皇帝尽管竭尽所能，但最后还是无法扭转前朝万历、天启的劣势。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对朱由检持有如此高的评价，关键是朱由检生前留下的誓文。誓文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文中表现了朱由检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是后人歌颂明思宗的主要根据。
我本人非常欣赏朱由检这段具有现代民主意义的言语，但纵观他一生的业绩和行为，我不得不怀疑这篇誓文在反映朱由检真实性格的可靠性。历史上的朱由检确实勤政，但他有两大败笔：猜疑刚愎、用人不当。朱由检生性多疑，尤其对手握重权的文武大臣更是犹如“蜀犬吠日”，唯恐他们对自己不利。因此，崇祯一朝中总共换了接近五十位大学士、首辅，而遭他毒手的重要官员不下十八人。此外，朱由检的刚愎自用使他无法虚心听从属下的意见，以致到了崇祯晚期，朝中已经没有人敢对他说半句真心话了。再来说用人不当。朱由检不但冤杀了抗清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而且还重用自己崇信的太监去监军视察、制约地方。“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政治局面愈演愈烈，崇祯朝因此也变得乌烟瘴气。可以这么说，满洲崛起，问鼎中原是明朝灭亡的外在因素；天启、万历以致明初遗留下来的弊政识明朝灭亡的内在因素；朱由检性格上的污点和他许许多多不理智的政治选择是明朝灭亡的核心因素。穿针引线、继往开来，这恐怕是明思宗对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最大的“贡献”吧！
针对朱由检那段冠冕堂皇、动人心扉的文字，我不禁要问：如果朱由检当时能够集思广益、重用贤能、体恤百姓，他是否就能做到“求诸己”，而不必万般无奈地“求他人”了呢？历史证明，李自成与他的军队并没有照明思宗的话去做。他们厚葬了大明的最后一个皇帝，并且肆意残害北京的无辜百姓。这或许就是明思宗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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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六千七百里，这是自明朝永乐年间留下来的伟大世界历史古迹-万里长城。当然，长城是几乎不可能靠脚力走完的，但能够亲眼看到长城的东端-居庸关，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徐徐地踏着城墙上整齐又均匀的阶梯，第一个反应是对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上做出的努力感到欣慰。通过城墙的修补和翻新，我们至今还能看到非常完整壮观的万里长城。
自秦始皇投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六国的城墙合并起来到明成祖重修长城，万里长城一直都是古代统治者防御北方侵略者的重要屏障。历代帝王为了巩固防务，不惜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征调千万计的男丁修建城墙。在当时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里，一个家庭一旦失去男主人的劳动力，实际上就等于家破人亡了。由此，修建万里长城便与暴政、虐政、昏君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许多农名起义军的滥觞。
事实上，万里长城在历史上并未能发挥真正的防御功效。不管是对付西汉强悍的匈奴，唐初善战的突厥还是蒙古的铁骑，长城都不能做到距敌军于千里之外。说白了， 费尽千辛万苦营建的巍巍城墙，只不过是敌军直捣中原的一粒绊脚石；它不能遏制敌军的猛烈攻势，不能消磨敌军的坚强意志，更不能控制敌军贪婪的欲望。更有甚者，明末东北的满族势力就是趁着长城防备松懈而绕道从喜峰口突袭明军，差一点就于1629年把明朝灭了。
再来，明成祖所以决定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成祖对长城防御元蒙残部的实际能力表示怀疑，认为以天子之势坐镇北方才是安稳之策。康熙年间，随着漠北蒙古喀尔喀部被清政府招抚，清圣祖充满信心地说道：“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可见，随着历史长河往而不复的畅流，万里长城防敌御寇上的意义也处于递减式。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象征，因为真正能够保卫我们的家园并非一座座城墙，而是实力的外交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众志成城。尽管如此，万里长城作为古代的普通老百姓奋斗努力、流血牺牲的成果，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是超空间、超时代，甚至草超乎我们想象的。
在万里长城的居庸关逗留了近两小时后，我感性的一方开始战胜起初理智的想法。我不禁产生一个许多人会认为匪夷所思的观点：为何不原装不动，百分之百保留万里长城呢？仔细观察长城的建构，你会发现城墙上大多数都已砌上全新的砖石，而两千多年前染尽我们祖先血汗的砖石已不复存在了。我不否认中国政府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翻新是出自善意的，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万里长城应有的古韵也就随着千千万万的冤魂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样的万里长城真实吗？
有人可能会质疑，长城若不经过人为的改造和翻新，恐怕就不适合人们攀爬了。我的答案，眼见为实（圆明园原封不动地历史古迹就是最好的榜样），何况秦始皇最初修建万里长城时就没有产生过用它作为巡行各郡的通衢大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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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率领着气势磅礴、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军把明朝都城北京团团围住；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顿时成了唾手可得的“瓮中之鳖”，而北京城里最丰满的“鳖”崇祯帝朱由检更是农民军众食之而后快的目标。朱由检眼看大势已去，在万分悲愤无奈之下以一段仅仅三尺长的白布断送了历经276年的朱家天下。
来到景山公园，也叫万寿山，我亲眼见到了朱由检传说当年吊死的那棵槐树。为何说是“传说”呢？《明史·思宗纪》中的确提到指出朱由检在景山上和他的亲信太监王承恩先后殡天的，但文字中没有提到“吊死槐树”的说法。尽管如此，崇祯帝自缢处成为了景山公园中的重要景点，也成为了一个让人反思的清静之处。
在崇祯帝自缢处的不远处立了一栋《明思宗殉国三十年纪念碑》，作者是清末民初人。这篇咏古文对朱由检的勤政、德政大家渲染、赞颂，疑似将朱由检自缢的情节与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相提并论。碑文中强调朱由检在崇祯一朝十七年中夙夜匪懈，力图在大明王朝风雨缥缈之际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位“力求中兴”的皇帝尽管竭尽所能，但最后还是无法扭转前朝万历、天启的劣势。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对朱由检持有如此高的评价，关键是朱由检生前留下的誓文。誓文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文中表现了朱由检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是后人歌颂明思宗的主要根据。
我本人非常欣赏朱由检这段具有现代民主意义的言语，但纵观他一生的业绩和行为，我不得不怀疑这篇誓文在反映朱由检真实性格的可靠性。历史上的朱由检确实勤政，但他有两大败笔：猜疑刚愎、用人不当。朱由检生性多疑，尤其对手握重权的文武大臣更是犹如“蜀犬吠日”，唯恐他们对自己不利。因此，崇祯一朝中总共换了接近五十位大学士、首辅，而遭他毒手的重要官员不下十八人。此外，朱由检的刚愎自用使他无法虚心听从属下的意见，以致到了崇祯晚期，朝中已经没有人敢对他说半句真心话了。再来说用人不当。朱由检不但冤杀了抗清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而且还重用自己崇信的太监去监军视察、制约地方。“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政治局面愈演愈烈，崇祯朝因此也变得乌烟瘴气。可以这么说，满洲崛起，问鼎中原是明朝灭亡的外在因素；天启、万历以致明初遗留下来的弊政识明朝灭亡的内在因素；朱由检性格上的污点和他许许多多不理智的政治选择是明朝灭亡的核心因素。穿针引线、继往开来，这恐怕是明思宗对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最大的“贡献”吧！
针对朱由检那段冠冕堂皇、动人心扉的文字，我不禁要问：如果朱由检当时能够集思广益、重用贤能、体恤百姓，他是否就能做到“求诸己”，而不必万般无奈地“求他人”了呢？历史证明，李自成与他的军队并没有照明思宗的话去做。他们厚葬了大明的最后一个皇帝，并且肆意残害北京的无辜百姓。这或许就是明思宗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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