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人论
巍然矗立在苏州大学校园外是一座古风盎然而又颇有新意的白漆校门，门的两侧写着一组孙中山先生所创的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字体峥嵘挺拔、笔力遒劲，但字中所包含的内容更是震古烁今、意境深邃；它们不但代表着苏州大学每位师生的心声，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座右铭。这对楹联出自一位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的改革思想家、精神领袖，不但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历史文化，亦绘出了现代中国人民对高尚生命品质和个人修养的美丽憧憬。
这十字楹联中最关键的两个字“完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哲学家、思想家都尝试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诠释。《现代汉语词典》把“完人”解释成没有缺点的人；《汉典》的解读则是指德行完美的人。现代词典对“完人”的定义都莫衷一是了，更何况思想、文字不比今天统一的古代中国？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研究的主要题目。在对“完人”作出深入剖析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两个大前提。一，古今有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人和旧社会人的生活习惯、教育环境、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落差，而我们既不能一味褒今贬古，也不能仅以古代圣贤的智慧为我们今天的处世圭臬。《文子·道德》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执一世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犹胶柱调瑟。”古代的标准不是为现代而定的，现代的取向追求对古代的突破和超越。“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是我们讨论“完人”的意义时不能忽略的。
二，我们必须承认“完人”是理想化的构造，别说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完人”几乎绝无可能，就算求自己做“完人”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完人”并非纯粹的纸上谈兵。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等而下之。”可见，我们只有将做人处事的标准提得更高，眼光放得更远，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进步，精神升华。在把握研究“完人”的两大前提下，我们将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治学态度深入浅出，从而为现代人找出属于我们“完人”的诠释。
《论语·宪问》中对“完人”有这样一番论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成人，“完人”也。在孔子看来，一个 “完人”必须有知、不欲、勇、艺四种内在品质，并附加礼乐的文饰，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的标准。我们这里不是研究臧武仲、冉求等人的个人档案，但孔子所提倡的几种品质确实与其做人理论一以贯之，是我们现代人仍然可以效法的。知，即智，是通晓事物、判断是非的基础；不欲是让我们以更雪亮的眼光看透花花世界的虚无缥缈；勇是我们在面临困难挫折时保持冷静、理智的镇静剂；艺是我们依以糊口的生存工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是我们今天的艺能远比古代的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来得丰富多样，但我们依然应该秉承这种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学习各种各样的艺能，提高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另一名儒学大家也对“完人”作出独到的解释。《荀子·劝学》中说道：“德操然而后能定，定然而后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定，确定不变也。应，应变也。这里，荀子提出了作为“完人”必须拥有的两大素质：贯彻始终的德操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毋庸置疑，一个人的德操就是他品格修养的象征、做人处事的根据，是不容改变的。若是改变了，那个人只能是由邪变正，不然只能称其为伪君子。要做到德操自始至终都能“定”，不但需要深厚的品格修养，而且也得有持之以恒的意志力。如何才能做到持之以恒呢？我认为有两大因素，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养心寡欲、自我约束是作为“完人”最基本的要求。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只有那些能够强制自己多余欲望，安守本分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上人。
再来说客观因素。环境的熏陶是深入人的心灵体肤的，它影响着人的思想、举止、抉择。优良的教育环境能钟灵毓秀，培养俊才；恶劣的社交环境只能使人堕落、腐败。当然，处于恶劣环境而又能独善其身的人也有，但他们只是少数的例外。多少人能真正做到磨而不麟、涅而不缁？由此可见，“德操然而后能定”确实很难，但它在荀子眼里还不足够。人做到了“定”，同时也要能“应”，而“应”正好与“定”唱反调。前者要求人不变，后者则不得人不变！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切实际的（除非你宁愿做隐士）。这时，我们就必须在坚守自己德操的基础上以理智又灵巧的手段应付变化无端的大环境，正所谓“内方外圆”。方，方正也；圆，圆通也。一个人若是里外都方方正正，与人接触时只会给人犄角凸出、盛气凌然的感觉；对方不是敬而远之就是双方相互齮齕，不可终日。相反的，如果能够在不违背自己处事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顺应他人或顺应时局，我们做起事来就会更有效，与人交往也会更愉快。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努力追求的“完人”境界。
春秋时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在其《枢言》篇中有这么一段话：“信也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信也者，取信于人者也。不可欺者，不受他人欺负也。在管仲看来，一个“完人”不但要照顾到他人的需要（取得他人对自己的信任），自己也要确保利益不受损失。这与老子提倡的“夫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谓一源之水，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一方能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对得起对方，但他不能保证对方同样会以纯正之心回馈自己。这时候，“仁”一定要与“智”紧密结合起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仲对“完人”的看法独树一帜，但我认为他对“智”的诠释不够全面。我会在接下来的篇幅中给予补充。
明代人吕坤在《呻吟语选·圣贤》中道出“完人”的难处：“为宇宙完人甚难，自初生以至属纩，彻头彻尾，无些子破绽，尤难。”属纩，披上口鼻的丝絮也，是汉族的一种丧礼仪式。吕坤对“完人”的观点与《现代汉语词典》几乎一样，都要求“完人”丝毫缺陷也没有，而前者更是强调“彻头彻尾”都不允许有任何破绽。文中的“甚难”、“尤难”将吕坤的无奈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我认为他给“完人”的定义不仅是很难办到，简直是不可能办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别说一般的凡夫俗子，就连众人公认的“孔至圣”和“孟亚圣”都不敢自诩从来没有犯过错！把不可能办成的事责求于众是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的。对此，我认为吕坤对“完人”的解读缺乏积极含义，不值得我们现代人效法。
清末“中兴之臣”曾国藩曾经在家信中言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愧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在咸丰、同治两朝里为清政府扫荡太平天国的叛军，建功立业，位极人臣。当时腐朽不堪的清朝廷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清朝百姓更是挣扎在水火之中，身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决心以“扶大厦挽狂澜”之势行“中流砥柱”之所能，所以才有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豪言壮语。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的风骨和毅力，不得不承认这位儒将赐予“完人”的重大使命，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古今有别”的大前提。试问，当今世上有多少人能够像曾国藩一样出将入相，立民胞物与、内圣外王之大业呢？曾国藩有他“内圣外王”的大业，我们有自己修身养性的责任。时代背景不同，历史使命迥异，我们从自己做起，尽量取得生命价值的提高，人文精神的升华，同样可以“不愧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参考了古人对于“完人”的解释，以古拟今，我们发现古人有些看法至今仍然熠熠生光，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另外一些不但不符合我们的时代需要，甚至不着边际。为了更好地补充古人的观点，我整理出了自己认为“完人”必须具备的六大素质：‘明’、‘气’、‘虚’、‘积’、‘专’、‘度’，并希望通过详尽的论述给予“完人”一个更完整、更充实的立体形象。
先说“明”。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老子看来，仅仅知道他人的优劣只能算是有智慧，但只有那些能够认清自己长处和短处的人才称得上是精明、通透。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知人”是非常关键的。何谓“知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而已。就如上述管仲所提到的“不可欺者，智也”，只有当我们摸透了对方的意图，才不至于被他所欺负。除此之外，在与他人交往中，只有当自己能够掌握对方的性情和想法时，我们才能处于主动的位置。必须清楚的是，处于主动位置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对他人发出攻击，而是确保自己不陷入羝羊触藩、进退维谷、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可以这么说，“知人”者收放自如、左右逢源，不“知人”者拔前踬后，动辄得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需要用人的领导，“知人”的意义非同小可。一个无法分辨贤愚的领导是很难获得贤才的辅佐，而缺乏贤才辅佐的领导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诗经·大雅·棫朴》中的“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点出周文王就是因为知人善任，大批贤才才肯聚集在他身旁协助他完成大业。“知人之明”确实非常可贵。
单单有“知人之明”不够，还必须有“自知之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而扬长避短是人的本性。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不显露自己的短处呢？一般情况会出现两类人。第一类人严重缺乏自信，自己虽然拥有某种长处，但遇到让自己发挥所长时，他们就会临阵畏缩，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宝贵机会。另一类人却是过分高估自己，认为自己一点短处都没有，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结果因为处事鲁莽而最终元气耗尽，再也没有能力把握下一个机会。由此可见，充分了解自己就能在机会出现时及时把握，而不至于在自己的短处上栽跟头。
除了“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之外，我认为“完人”不能没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并不是指未卜先知，而是‘卜’后有所‘预’，‘预’后有所‘备’。《韩非子·说林》中说道：“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我们做任何事，或处于任何时局，如果能够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有所预感、准备，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事而言，拥有“先见之明”就能够先他人把握机会，捷足先登，时势造英雄。若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就能够防患于未然，做到老子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掌握并运用好这三“明”，时间、空间、机会就都将成为自己登上成功舞台的台阶。
再来说“气”。气，气象、气节也。张载在《正蒙·太和》中对气为人体之帅进行肯定：“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离明”，人的视觉也。在张载看来，人是由气组成的，气聚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形，所以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完人”，他必须能够主宰自己的气节，而这气节是不能以他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世说新语·方正》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在晋朝，中书监和中书令一向是乘着同一辆车上下朝的。当时荀勖因为善于谄媚奉承而得到晋武帝曹丕的重视，胜任中书监，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中书令和峤非常鄙视荀勖，不愿与这种小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有一天，当接送他们的官车到来时，和峤二话不说便独自霸占了整辆车，不让荀勖有余位可做。无奈的荀勖只好再叫一辆车接自己回府。“和峤专车”的典故就从这而来。和峤完全掌握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情仇，该爱则爱，该恶则恶，决不允许自己纯洁的气节被小人所玷污。这说明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对自己的气象、气节必须有所坚持，在面临恶劣局势时更要勇敢守护，确保其不被外界所影响、驾驭。
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否卦讲述处于乱世之道。世道否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应征了屈原在《楚辞·卜居》中那痛彻心扉的感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人无名”。卦中的六二爻，处于世道最否塞、小人最猖獗之时，爻辞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小人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获得上级的赏识，所以“小人吉”，而君子因为不擅长此到二处于否塞。尽管如此，易经的作者希望君子在这个非常之时一定坚守气节，决不能因为图小利而乱大谋，与小人狼狈为奸。因此《象传》写道：“大人否亨，不乱群也。”这再次强调作为一个“完人”，气节的掌握和坚持是不能忽视的。曾国藩总结得最好：“吾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对自己的气节有所坚持还不够，因为所坚持的必须是“正”的。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孙中山那对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而在孙中山眼里，效法古往今来“完人”离不开培养充满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什么是“正气”？我认为正气就是以正义、道德为最高准则的气节，它是一股伸张正义、发扬美德的力量，一面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旗帜。有些人可能会置疑，“彰善”或许还说得过去，毕竟不会损伤我个人的利益，但要我“瘅恶”，要我勇敢地直视邪恶，我那勇气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孟子给予我们最好的答案：“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缩，直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经过自我反省后，决定自己站在正直的一方，就算有上千上万的人与我作对，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也就带出了“理”。“理”是万事万物之根，理屈则气馁，理直则气壮。理直气壮，正气凛然，天地之“完人”也。
“虚”，虚心也。《墨子·亲士》中说道：“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要成为天下器之的“完人”，虚怀若谷、虚心纳下是尤其重要的。人自降生以来就是要向他人学习的，而能够虚心向他人请教的就会获益更多。有些人可能会自认自己比别人都聪明，别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值得自己学习的。在我看来，人就如同一个容器，而资质较高的人只不过是自己这个容器能够承载更多物体罢了，而这物体（知识）并非由自己灌输的（我们既然是容器，与生俱来就是空洞洞的），而是由外来势力为我们灌输的。这外来势力可以是一名大学高级教授，可以是一本流传千年的经典，也可以是街头上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的谆谆教诲一直离我们不远，关键是我们是否能体会他老人家的用意，虚心学习，集思广益。
“完人”必须具备的第四个素质就是“积”。《管子·枢言》中对“积”做出了四种分类：“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当然，协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管仲这句话是针对“王道”、“霸道”而言的，但它仍然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启发。从这句话中我们至少能悟出两点。第一，选择“积”什么时一定要非常谨慎。第二，善“积”者昌，不善“积”者亡。那我们到底应该积什么才算是“慎积”、“善积”呢？答案很简单：积善而已。
刘备临终前在遗诏中对刘禅万般叮咛，嘱咐他“莫因善小而不为。”刘禅最后是否做到了我们姑且不讨论，但刘备的金玉良言正式积善的最佳方式。在我看来，我们做善事既不要求回报，也不用大事渲染，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在做善事似的。积，累积、积蓄也。“积羽沉舟”、“积毁销骨”、“积小成大”、“积少成多”等成语都有这层意思。《易经·坤·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文中上段再次强调善“积”者昌，不善“积”者亡的道理，但下段一个“渐”字才是关键。“渐”有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持之以恒的含义，即道明了行善必须是诚心诚意累积起来的，决不能一暴十寒，更不能半途而废。
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与积“大”善有矛盾吗？有，而且有两点。首先，做善事是需要本钱的，见善小而为之既能帮助到别人，又不至于让自己破费。《论语·尧曰》篇中谈到人的五美，而第一美在孔子看来就是“惠而不费”。意思是自己惠利了别人，但自己不做过大的牺牲，也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利人难道非要损己不可吗？其次，积“大”善在语法上就有谬误。“积”从来是由小到大，少至多的，岂有“积大成大”、“积多成多”的说法？再说，行大善讲究的是广大资源，而世界上拥有广大资源的人会比平头老百姓来得多吗？不会，所以积大善于个人损己利人，不符合人之常情；于大众则缺乏普遍性，不易推广。如此说来，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好积小善、积小德的本分，离“完人”的目标也就更近了。
“专”、专心、专精、专宗也。《庄子·达生》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八个字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把“专”的意思说透了。要达到“完人”的最高境界，我们做任何事都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心中却只能装有手中的事务。西汉名将李广身上之所以传有“李广射石”的佳话是因为他在射石头（李广误以为石头是只卧虎）时全神贯注、毫无杂念，把眼前的石头当作自己唯一的目标；正所谓专则精，精则通，通则达。
再来，我们做事不但要求专精，而且也要有所专宗。专宗，专属归宗也，即我们通用的专业。各行各类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专业或学习专科，而他们各自所处的领域就是他们的专宗。我认为一个“完人”没有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事不通，因为这是“神”，不是我们讨论的课题。作为一个“完人”，对于自己的专业必须有着深厚的归属感，并且不断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里把握机会，争取突出的表现。有些人可能会问，只是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谋求发展难免单调乏味吧？对此，曾国藩给了我们标准答案：“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这里提出了两个要点。一，我们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外增长见识，但本分工作必须得先做好。二，曾国藩告诫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稳定发展的领域的严重性。“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即一山望着一山高，后果只能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过来说，要成为英雄，成为真正的“完人”，我们就不得不为自己找好立定脚跟的领地。这就是“专”给我们的启示。
最后一个素质“度”是“完人”最难办到而同时最关键的。这里的“度”我有两种解释。第一，适度，即中庸之道。《中庸》第一章就言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是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而《中庸》认为真正意义的“中”是人情绪“未发”之时，因为一旦我们的情绪介入正事的决策时，我们就很难做出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决定。“勿以物喜，勿以己悲”毕竟非人人都能办到。所以针对一般的人，《中庸》提出了在表达情绪时若能做到“发而皆中节”，也就是该喜则喜、该怒则怒、该哀则哀、该乐则乐，我们还是能达到“和”的高度。就算如此也着实不简单，因为它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情绪掌握着绝对支配权，而在支配自己的情绪时又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对于这点，我认为要达到“发而皆中节”需要的是经验和学识的积累，通过岁月的进程和资历的增长逐渐把握处事的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人到七十耄耋之年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能争取做的是在古稀之年之前臻至“完人”的境界。
第二，留余，即势不能用尽，弓不能拉满，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于这点，管仲提出了“人君操逆，人臣操顺”的独到观点，我认为非常值得探讨。历来作为君主的在针对赏赐臣子的问题上总是根据有功则赏，功高多赏的相称递进规律来处理，而管仲以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危险有二，一个是明显的，另一个是潜藏的。明显的危险就是君主虽然是“天下共主”，但他能赏赐的东西还是有限的。如果臣子不断立功请赏，直到有一天功高盖主了，作为君主的拿什么来赏赐他。赏赐他不知如何赏，不赏又违背相称递进的规律，君主只有“杀”。历史上越王勾践杀文种，雍正皇帝赐死年羹尧就是确切的例证。至于潜藏的危险，就是赏赐再也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激励功能。物极必反，任何事物一旦发展到极端只能向反面走，而过多赏赐的结果是君主再也不能有效调动臣子的积极性，因为臣子认为他已经功德圆满了，自己已经达到顶峰，不能在往上爬了。
对此，管仲提出君主在驾驭臣子时不能一味地提倡“赏功”、“褒奖”等看似顺道而行的方法，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赏中有罚、褒中带贬，让臣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必须继续努力讨好君主。反过来说，君主主要做的是确保臣子永远达不到所谓的最高水平，因为他知道月盈而亏、水满则溢的道理。其实，我们也能把管仲“操逆”的方法运用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同样的，我们做任何事都不一定得要求做到最圆满、最完美，而是懂得留有余地、保存实力的重要性。留有余地就是为自己留下继续发展的空间，让自己脱离“穷途末路”的厄运。保存实力则是为了以后能够继续发挥实力，实力永不殆尽，“有藏有露再试锋刃”！我们若能做到适中留余，做人处事都合乎“度”，就能进退有据，万事亨通。这就是我心目中“完人”的标准。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完人”核心的观点：“完人不完”。你们可能会问，难道“完人不完”和“人无完人”同出一辙，岂不是与文章的主旨南辕北辙？我说的“完人不完”，指的并非我们做不到“完人”，而是指我们不能“刻意”追求做到“完人”。我相信我们面对任何事情时都必须持着一颗平常心，因为事情往往在刻意追求或强迫中适得其反。应知道，发挥主观力量的前提就是要顺应大的客观环境。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把人事放在最下等，因为人能控制掌握的只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言行举止而已。我们都希望能成为屹立天地之间的“完人”，但风云变幻、世事难料，非我们坚定的意志力所能转移的。曾国藩再次给予我们宝贵的启发：“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尽人事以知天命，不求完而成完；这就是“完人”的精髓。
对“完人”的执著和追求是古往今来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是个人生命品质、德操修养升华、精炼的表现，更是我们整个人文世界发展、进步的象征。让我们一起打破“人无完人”的神话，开辟一条通向天地“完人”的阳关大道，一路凯歌吧！
这十字楹联中最关键的两个字“完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哲学家、思想家都尝试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诠释。《现代汉语词典》把“完人”解释成没有缺点的人；《汉典》的解读则是指德行完美的人。现代词典对“完人”的定义都莫衷一是了，更何况思想、文字不比今天统一的古代中国？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研究的主要题目。在对“完人”作出深入剖析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两个大前提。一，古今有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人和旧社会人的生活习惯、教育环境、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落差，而我们既不能一味褒今贬古，也不能仅以古代圣贤的智慧为我们今天的处世圭臬。《文子·道德》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执一世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犹胶柱调瑟。”古代的标准不是为现代而定的，现代的取向追求对古代的突破和超越。“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是我们讨论“完人”的意义时不能忽略的。
二，我们必须承认“完人”是理想化的构造，别说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完人”几乎绝无可能，就算求自己做“完人”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完人”并非纯粹的纸上谈兵。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等而下之。”可见，我们只有将做人处事的标准提得更高，眼光放得更远，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进步，精神升华。在把握研究“完人”的两大前提下，我们将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治学态度深入浅出，从而为现代人找出属于我们“完人”的诠释。
《论语·宪问》中对“完人”有这样一番论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成人，“完人”也。在孔子看来，一个 “完人”必须有知、不欲、勇、艺四种内在品质，并附加礼乐的文饰，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的标准。我们这里不是研究臧武仲、冉求等人的个人档案，但孔子所提倡的几种品质确实与其做人理论一以贯之，是我们现代人仍然可以效法的。知，即智，是通晓事物、判断是非的基础；不欲是让我们以更雪亮的眼光看透花花世界的虚无缥缈；勇是我们在面临困难挫折时保持冷静、理智的镇静剂；艺是我们依以糊口的生存工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是我们今天的艺能远比古代的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来得丰富多样，但我们依然应该秉承这种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学习各种各样的艺能，提高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另一名儒学大家也对“完人”作出独到的解释。《荀子·劝学》中说道：“德操然而后能定，定然而后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定，确定不变也。应，应变也。这里，荀子提出了作为“完人”必须拥有的两大素质：贯彻始终的德操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毋庸置疑，一个人的德操就是他品格修养的象征、做人处事的根据，是不容改变的。若是改变了，那个人只能是由邪变正，不然只能称其为伪君子。要做到德操自始至终都能“定”，不但需要深厚的品格修养，而且也得有持之以恒的意志力。如何才能做到持之以恒呢？我认为有两大因素，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养心寡欲、自我约束是作为“完人”最基本的要求。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只有那些能够强制自己多余欲望，安守本分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上人。
再来说客观因素。环境的熏陶是深入人的心灵体肤的，它影响着人的思想、举止、抉择。优良的教育环境能钟灵毓秀，培养俊才；恶劣的社交环境只能使人堕落、腐败。当然，处于恶劣环境而又能独善其身的人也有，但他们只是少数的例外。多少人能真正做到磨而不麟、涅而不缁？由此可见，“德操然而后能定”确实很难，但它在荀子眼里还不足够。人做到了“定”，同时也要能“应”，而“应”正好与“定”唱反调。前者要求人不变，后者则不得人不变！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切实际的（除非你宁愿做隐士）。这时，我们就必须在坚守自己德操的基础上以理智又灵巧的手段应付变化无端的大环境，正所谓“内方外圆”。方，方正也；圆，圆通也。一个人若是里外都方方正正，与人接触时只会给人犄角凸出、盛气凌然的感觉；对方不是敬而远之就是双方相互齮齕，不可终日。相反的，如果能够在不违背自己处事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顺应他人或顺应时局，我们做起事来就会更有效，与人交往也会更愉快。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努力追求的“完人”境界。
春秋时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在其《枢言》篇中有这么一段话：“信也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信也者，取信于人者也。不可欺者，不受他人欺负也。在管仲看来，一个“完人”不但要照顾到他人的需要（取得他人对自己的信任），自己也要确保利益不受损失。这与老子提倡的“夫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谓一源之水，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一方能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对得起对方，但他不能保证对方同样会以纯正之心回馈自己。这时候，“仁”一定要与“智”紧密结合起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仲对“完人”的看法独树一帜，但我认为他对“智”的诠释不够全面。我会在接下来的篇幅中给予补充。
明代人吕坤在《呻吟语选·圣贤》中道出“完人”的难处：“为宇宙完人甚难，自初生以至属纩，彻头彻尾，无些子破绽，尤难。”属纩，披上口鼻的丝絮也，是汉族的一种丧礼仪式。吕坤对“完人”的观点与《现代汉语词典》几乎一样，都要求“完人”丝毫缺陷也没有，而前者更是强调“彻头彻尾”都不允许有任何破绽。文中的“甚难”、“尤难”将吕坤的无奈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我认为他给“完人”的定义不仅是很难办到，简直是不可能办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别说一般的凡夫俗子，就连众人公认的“孔至圣”和“孟亚圣”都不敢自诩从来没有犯过错！把不可能办成的事责求于众是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的。对此，我认为吕坤对“完人”的解读缺乏积极含义，不值得我们现代人效法。
清末“中兴之臣”曾国藩曾经在家信中言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愧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在咸丰、同治两朝里为清政府扫荡太平天国的叛军，建功立业，位极人臣。当时腐朽不堪的清朝廷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清朝百姓更是挣扎在水火之中，身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决心以“扶大厦挽狂澜”之势行“中流砥柱”之所能，所以才有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豪言壮语。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的风骨和毅力，不得不承认这位儒将赐予“完人”的重大使命，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古今有别”的大前提。试问，当今世上有多少人能够像曾国藩一样出将入相，立民胞物与、内圣外王之大业呢？曾国藩有他“内圣外王”的大业，我们有自己修身养性的责任。时代背景不同，历史使命迥异，我们从自己做起，尽量取得生命价值的提高，人文精神的升华，同样可以“不愧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参考了古人对于“完人”的解释，以古拟今，我们发现古人有些看法至今仍然熠熠生光，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另外一些不但不符合我们的时代需要，甚至不着边际。为了更好地补充古人的观点，我整理出了自己认为“完人”必须具备的六大素质：‘明’、‘气’、‘虚’、‘积’、‘专’、‘度’，并希望通过详尽的论述给予“完人”一个更完整、更充实的立体形象。
先说“明”。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老子看来，仅仅知道他人的优劣只能算是有智慧，但只有那些能够认清自己长处和短处的人才称得上是精明、通透。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知人”是非常关键的。何谓“知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而已。就如上述管仲所提到的“不可欺者，智也”，只有当我们摸透了对方的意图，才不至于被他所欺负。除此之外，在与他人交往中，只有当自己能够掌握对方的性情和想法时，我们才能处于主动的位置。必须清楚的是，处于主动位置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对他人发出攻击，而是确保自己不陷入羝羊触藩、进退维谷、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可以这么说，“知人”者收放自如、左右逢源，不“知人”者拔前踬后，动辄得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需要用人的领导，“知人”的意义非同小可。一个无法分辨贤愚的领导是很难获得贤才的辅佐，而缺乏贤才辅佐的领导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诗经·大雅·棫朴》中的“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点出周文王就是因为知人善任，大批贤才才肯聚集在他身旁协助他完成大业。“知人之明”确实非常可贵。
单单有“知人之明”不够，还必须有“自知之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而扬长避短是人的本性。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不显露自己的短处呢？一般情况会出现两类人。第一类人严重缺乏自信，自己虽然拥有某种长处，但遇到让自己发挥所长时，他们就会临阵畏缩，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宝贵机会。另一类人却是过分高估自己，认为自己一点短处都没有，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结果因为处事鲁莽而最终元气耗尽，再也没有能力把握下一个机会。由此可见，充分了解自己就能在机会出现时及时把握，而不至于在自己的短处上栽跟头。
除了“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之外，我认为“完人”不能没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并不是指未卜先知，而是‘卜’后有所‘预’，‘预’后有所‘备’。《韩非子·说林》中说道：“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我们做任何事，或处于任何时局，如果能够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有所预感、准备，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事而言，拥有“先见之明”就能够先他人把握机会，捷足先登，时势造英雄。若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就能够防患于未然，做到老子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掌握并运用好这三“明”，时间、空间、机会就都将成为自己登上成功舞台的台阶。
再来说“气”。气，气象、气节也。张载在《正蒙·太和》中对气为人体之帅进行肯定：“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离明”，人的视觉也。在张载看来，人是由气组成的，气聚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形，所以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完人”，他必须能够主宰自己的气节，而这气节是不能以他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世说新语·方正》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在晋朝，中书监和中书令一向是乘着同一辆车上下朝的。当时荀勖因为善于谄媚奉承而得到晋武帝曹丕的重视，胜任中书监，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中书令和峤非常鄙视荀勖，不愿与这种小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有一天，当接送他们的官车到来时，和峤二话不说便独自霸占了整辆车，不让荀勖有余位可做。无奈的荀勖只好再叫一辆车接自己回府。“和峤专车”的典故就从这而来。和峤完全掌握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情仇，该爱则爱，该恶则恶，决不允许自己纯洁的气节被小人所玷污。这说明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对自己的气象、气节必须有所坚持，在面临恶劣局势时更要勇敢守护，确保其不被外界所影响、驾驭。
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否卦讲述处于乱世之道。世道否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应征了屈原在《楚辞·卜居》中那痛彻心扉的感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人无名”。卦中的六二爻，处于世道最否塞、小人最猖獗之时，爻辞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小人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获得上级的赏识，所以“小人吉”，而君子因为不擅长此到二处于否塞。尽管如此，易经的作者希望君子在这个非常之时一定坚守气节，决不能因为图小利而乱大谋，与小人狼狈为奸。因此《象传》写道：“大人否亨，不乱群也。”这再次强调作为一个“完人”，气节的掌握和坚持是不能忽视的。曾国藩总结得最好：“吾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对自己的气节有所坚持还不够，因为所坚持的必须是“正”的。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孙中山那对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而在孙中山眼里，效法古往今来“完人”离不开培养充满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什么是“正气”？我认为正气就是以正义、道德为最高准则的气节，它是一股伸张正义、发扬美德的力量，一面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旗帜。有些人可能会置疑，“彰善”或许还说得过去，毕竟不会损伤我个人的利益，但要我“瘅恶”，要我勇敢地直视邪恶，我那勇气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孟子给予我们最好的答案：“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缩，直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经过自我反省后，决定自己站在正直的一方，就算有上千上万的人与我作对，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也就带出了“理”。“理”是万事万物之根，理屈则气馁，理直则气壮。理直气壮，正气凛然，天地之“完人”也。
“虚”，虚心也。《墨子·亲士》中说道：“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要成为天下器之的“完人”，虚怀若谷、虚心纳下是尤其重要的。人自降生以来就是要向他人学习的，而能够虚心向他人请教的就会获益更多。有些人可能会自认自己比别人都聪明，别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值得自己学习的。在我看来，人就如同一个容器，而资质较高的人只不过是自己这个容器能够承载更多物体罢了，而这物体（知识）并非由自己灌输的（我们既然是容器，与生俱来就是空洞洞的），而是由外来势力为我们灌输的。这外来势力可以是一名大学高级教授，可以是一本流传千年的经典，也可以是街头上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的谆谆教诲一直离我们不远，关键是我们是否能体会他老人家的用意，虚心学习，集思广益。
“完人”必须具备的第四个素质就是“积”。《管子·枢言》中对“积”做出了四种分类：“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当然，协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管仲这句话是针对“王道”、“霸道”而言的，但它仍然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启发。从这句话中我们至少能悟出两点。第一，选择“积”什么时一定要非常谨慎。第二，善“积”者昌，不善“积”者亡。那我们到底应该积什么才算是“慎积”、“善积”呢？答案很简单：积善而已。
刘备临终前在遗诏中对刘禅万般叮咛，嘱咐他“莫因善小而不为。”刘禅最后是否做到了我们姑且不讨论，但刘备的金玉良言正式积善的最佳方式。在我看来，我们做善事既不要求回报，也不用大事渲染，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在做善事似的。积，累积、积蓄也。“积羽沉舟”、“积毁销骨”、“积小成大”、“积少成多”等成语都有这层意思。《易经·坤·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文中上段再次强调善“积”者昌，不善“积”者亡的道理，但下段一个“渐”字才是关键。“渐”有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持之以恒的含义，即道明了行善必须是诚心诚意累积起来的，决不能一暴十寒，更不能半途而废。
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与积“大”善有矛盾吗？有，而且有两点。首先，做善事是需要本钱的，见善小而为之既能帮助到别人，又不至于让自己破费。《论语·尧曰》篇中谈到人的五美，而第一美在孔子看来就是“惠而不费”。意思是自己惠利了别人，但自己不做过大的牺牲，也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利人难道非要损己不可吗？其次，积“大”善在语法上就有谬误。“积”从来是由小到大，少至多的，岂有“积大成大”、“积多成多”的说法？再说，行大善讲究的是广大资源，而世界上拥有广大资源的人会比平头老百姓来得多吗？不会，所以积大善于个人损己利人，不符合人之常情；于大众则缺乏普遍性，不易推广。如此说来，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好积小善、积小德的本分，离“完人”的目标也就更近了。
“专”、专心、专精、专宗也。《庄子·达生》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八个字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把“专”的意思说透了。要达到“完人”的最高境界，我们做任何事都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心中却只能装有手中的事务。西汉名将李广身上之所以传有“李广射石”的佳话是因为他在射石头（李广误以为石头是只卧虎）时全神贯注、毫无杂念，把眼前的石头当作自己唯一的目标；正所谓专则精，精则通，通则达。
再来，我们做事不但要求专精，而且也要有所专宗。专宗，专属归宗也，即我们通用的专业。各行各类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专业或学习专科，而他们各自所处的领域就是他们的专宗。我认为一个“完人”没有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事不通，因为这是“神”，不是我们讨论的课题。作为一个“完人”，对于自己的专业必须有着深厚的归属感，并且不断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里把握机会，争取突出的表现。有些人可能会问，只是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谋求发展难免单调乏味吧？对此，曾国藩给了我们标准答案：“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这里提出了两个要点。一，我们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外增长见识，但本分工作必须得先做好。二，曾国藩告诫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稳定发展的领域的严重性。“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即一山望着一山高，后果只能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过来说，要成为英雄，成为真正的“完人”，我们就不得不为自己找好立定脚跟的领地。这就是“专”给我们的启示。
最后一个素质“度”是“完人”最难办到而同时最关键的。这里的“度”我有两种解释。第一，适度，即中庸之道。《中庸》第一章就言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是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而《中庸》认为真正意义的“中”是人情绪“未发”之时，因为一旦我们的情绪介入正事的决策时，我们就很难做出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决定。“勿以物喜，勿以己悲”毕竟非人人都能办到。所以针对一般的人，《中庸》提出了在表达情绪时若能做到“发而皆中节”，也就是该喜则喜、该怒则怒、该哀则哀、该乐则乐，我们还是能达到“和”的高度。就算如此也着实不简单，因为它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情绪掌握着绝对支配权，而在支配自己的情绪时又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对于这点，我认为要达到“发而皆中节”需要的是经验和学识的积累，通过岁月的进程和资历的增长逐渐把握处事的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人到七十耄耋之年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能争取做的是在古稀之年之前臻至“完人”的境界。
第二，留余，即势不能用尽，弓不能拉满，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于这点，管仲提出了“人君操逆，人臣操顺”的独到观点，我认为非常值得探讨。历来作为君主的在针对赏赐臣子的问题上总是根据有功则赏，功高多赏的相称递进规律来处理，而管仲以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危险有二，一个是明显的，另一个是潜藏的。明显的危险就是君主虽然是“天下共主”，但他能赏赐的东西还是有限的。如果臣子不断立功请赏，直到有一天功高盖主了，作为君主的拿什么来赏赐他。赏赐他不知如何赏，不赏又违背相称递进的规律，君主只有“杀”。历史上越王勾践杀文种，雍正皇帝赐死年羹尧就是确切的例证。至于潜藏的危险，就是赏赐再也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激励功能。物极必反，任何事物一旦发展到极端只能向反面走，而过多赏赐的结果是君主再也不能有效调动臣子的积极性，因为臣子认为他已经功德圆满了，自己已经达到顶峰，不能在往上爬了。
对此，管仲提出君主在驾驭臣子时不能一味地提倡“赏功”、“褒奖”等看似顺道而行的方法，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赏中有罚、褒中带贬，让臣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必须继续努力讨好君主。反过来说，君主主要做的是确保臣子永远达不到所谓的最高水平，因为他知道月盈而亏、水满则溢的道理。其实，我们也能把管仲“操逆”的方法运用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同样的，我们做任何事都不一定得要求做到最圆满、最完美，而是懂得留有余地、保存实力的重要性。留有余地就是为自己留下继续发展的空间，让自己脱离“穷途末路”的厄运。保存实力则是为了以后能够继续发挥实力，实力永不殆尽，“有藏有露再试锋刃”！我们若能做到适中留余，做人处事都合乎“度”，就能进退有据，万事亨通。这就是我心目中“完人”的标准。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完人”核心的观点：“完人不完”。你们可能会问，难道“完人不完”和“人无完人”同出一辙，岂不是与文章的主旨南辕北辙？我说的“完人不完”，指的并非我们做不到“完人”，而是指我们不能“刻意”追求做到“完人”。我相信我们面对任何事情时都必须持着一颗平常心，因为事情往往在刻意追求或强迫中适得其反。应知道，发挥主观力量的前提就是要顺应大的客观环境。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把人事放在最下等，因为人能控制掌握的只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言行举止而已。我们都希望能成为屹立天地之间的“完人”，但风云变幻、世事难料，非我们坚定的意志力所能转移的。曾国藩再次给予我们宝贵的启发：“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尽人事以知天命，不求完而成完；这就是“完人”的精髓。
对“完人”的执著和追求是古往今来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是个人生命品质、德操修养升华、精炼的表现，更是我们整个人文世界发展、进步的象征。让我们一起打破“人无完人”的神话，开辟一条通向天地“完人”的阳关大道，一路凯歌吧！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