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才论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慷慨激昂的诗词不但唱出了清朝诗人龚自珍的壮志未酬和思贤若渴，亦充分表达了古今中外君王将相求才济世的心声。就如诗中所吟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天底下的人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他们有可能是渭滨垂钓的耄耋老翁，也可能是毛遂自荐的年轻小伙子，亦可能是韬光养晦的世外高人，甚至可能是未经磨砺的浑金璞玉；而这就使得驾驭、运用人才来得更不容易。在这里，我将参照中国历史上显著君主“驭才”的范例，将他们分门别类进行解析，希望从中能让大家更清楚地领会统治者的“驭才之术”，既对其糟粕弊端怀着批评学习的态度，又尽量抽出其精华发扬光大、绳厥祖武。我主要将“驭才”之术分成四个模式，即“唯才是举”、“举才唯贤”、“孤注一掷”和“专制驭才”。
首先让我们探讨“唯才是举”这个模式。被太史公司马迁称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对“唯才是举”可以说是颇有心得，因为他确确实实做到了用人的才能做为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指标，而他颁布的《武帝求茂才异等诏》充分体现了他识才的标准。其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人”？武帝的诏书又对此作了一番解释，“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这样说来，建立功名，彪炳史册的不一定就得是那些学富五车、家族兴旺的名门贵族，而“负俗”之辈只要有贡君主使唤的才能便可以受到重用。因此武帝朝就出现了形形色色“负俗”的异等茂才，有出生卑贱的大将军卫青、思想与传统道家背道而驰的董仲舒、发扬踔厉的年轻骠骑将军霍去病、商家出身的理财全才桑弘羊等，而他们恰恰辅佐了雄姿英发的汉武帝建立了“非常之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汉武帝凭什么就敢召集这些用今天话概括为“既无学历且家教不良”的人为自己和黎民百姓服务呢？试知当时汉朝还没有健全严谨的举荐、考核人才的规章制度，而武帝首创的太学还未踏上正轨，但他仍然坚持“唯才是举”的主张。归根究底，使他能如此坚忍不拔地推行这项大胆举措主要来源于他无比的自信。用武帝自己的话说，“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在他的眼中，不管是放荡不羁的士人还是不拘礼法的狂生，他都有能力驾驭控制他们。这需要多么大的自信啊！毋庸置疑，汉武帝一生的统治无论是对内（驾驭群臣）或对外（抵御匈奴），他都一直持着“山登绝顶我为风”的豪气和信心，但问题就纯粹是这种个人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吗？
我们不能否认汉武帝的历史成就和历史贡献，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难道就有信心一生当中绝不会“被人愚了”吗？其实，这位表面上看似心胸豁达、豪迈大度的君主，内心深处隐藏着一架“锱铢必较”的秤杆，而秤杆一端是他不拘一格任命的人才，另一端则是他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潜规则是，君主的砝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比与他对比的人才少，而他一旦察觉（也可能是错觉）天平渐渐倾斜向人才的那一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最沉痛的打击和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遭妒恨的人才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唯一的使用价值（自己一身的才华）作挡箭牌了，因为他与君主的关系已恶化到两人权力意志间的冲突，双方可谓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所以我们纵观汉武帝五十四个春秋的政治生涯，在他任命的十三名宰相中，唯有公孙弘一人得以在相位上寿终正寝，而其余的轻则搁置流放、重则身首异处、家破人亡。那公孙弘到底是身怀什么绝技，竟然能把持相位十年之久而不失武帝的宠信呢？他的护身法宝又是什么呢？其实，公孙弘的历史评价是褒少贬多的，一致认为他最擅长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换句话说，一个如此趋炎附势、靖譖庸回的小人之所以可以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左右逢源，关键是在他看透了汉武帝的软肋— “唯才是举”的极高风险系数。由于“唯才是举”最看重的是一个人才能得高低的而非其品质的优劣，所以在享用“非常之功”这颗硕果的同时，君主也不得不考虑这些人才喧宾夺主、越俎代庖的可能性。这也就埋下了一般倡导“唯才是举”的用人者心理不安的病根，而这种病羸往往是胡搅蛮缠的。
同样弘扬“唯才是举”精神的是另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无冕之皇曹操曹孟德。最能体现曹操任才不分贵贱尊卑的是他一篇非常著名的政治论文《求贤令》。其中的“二三子其佐我明杨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正是曹操“唯才是举”的真实写照。对他而言，一个人能够没有权、钱、势等物质条件，他甚至不需要接触正统教育-曹操的《求才三令》中就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但只要他有“才”，即便是未经发掘的潜“才”，曹操一定会竭力提拔并培养他的。在家族势力膨胀的东汉末至东晋初，这种不拘一格举荐人才的策略是非常难得的，因此也鉴定了曹操的历史地位，但由于他极力推崇“唯才是举”，这名伟大的奸雄同样难逃它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也就间接造成了曹操政治生涯的两大污点-崔琰和孔融的误杀。可以说，君主的猜疑是“唯才是举”的副产品，而这也就是“唯才是举”这套驭才之术最大的不利条件。既然“唯才是举”难以做到人人满意，那“举才唯贤”是否就能达到最理想的“驭才”境界呢？
鲁襄公三年，在政坛上驰骋数十年的鼐鼎重臣祁奚功遂身退、告老还乡。求贤若渴的晋悼公希望他在临走前为他举荐人才辅佐他成就霸业，而祁奚当机立断地推荐了他的杀父仇人解狐，理由是解狐有能力胜任悼公的股肱之臣。祁奚“外举不弃讎”固然让人钦佩不已，但值得让我们深思的是其中“举才唯贤”的基本原则。解狐虽然与祁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坦荡君子，因此受到了祁奚特别的重视。也就是说，“举才唯贤”中对“贤”的定义就是既有弸中彪外的才华又秉持这君子的高风亮节。这样的人在世上绝对是少数的，所以能发掘并驾驭他们的领导必定得具有超凡的识才能力和开阔豁朗的胸怀。“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玄武门的悲剧是兄弟阋墙的必然结果，而按照一般政权交替的规律，背着弑兄灭弟骂名的唐太宗此时应该考虑如何翦除异党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出人意料的是，开明的唐太宗并没有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和解策略笼络太子建成党中的贤能之辈，为他们重新找到用武之地。一代谏臣魏征就是其中受到重用的人才。如果认真追溯起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恩怨情仇，魏征可是当年极力劝谏李建成用暴力手段对付太宗的参谋之一，但唐太宗重视的不是魏征的老谋深算， 而是他的赤胆忠心和独到的见解。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李斯《谏逐客令》中的一句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起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眀其德”。无可置疑，唐太宗做到了眀其德，而就如《大学》要旨中的三种境界，即“明明德”、“亲民”及“止于至善”；正因为太宗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他逐渐在其统治中实现了从“明明德”至“止于至善”的演变，而演变的终极体现就是彪炳千古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行政非常注重从善如流、集思广益，因为他深刻了解他人的意见，甚至批评将能使他更直接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纠正起来也就方便得多了。《周易·观卦》中的九五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正是唐太宗思维的体现。身为九五至尊的他不但要时时自我反省，他也必须通过观察民风、民情、民生来研讨政治上的弊端并加以改正。唐太宗虽然是个杰出的帝王，但凭他一人是不可能通晓天下事的。反过来说，如果他能够启用群臣们的耳目为自己服务，他就能够更有效率地掌握国家大小事务的讯息，管理好国家也就顺理成章了。能做到“虑壅蔽，思虚心以纳下”（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固然好，但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前提-臣子的耳目是否清明；上报的讯息是否真确？如果不清明不真确，君主的德政就难以实践了。所以“举才唯贤”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精心的人才筛选，重贤疏佞，集合一群忠心耿耿、孳孳汲汲的贤臣为君主广开言路，出谋划策，实现《诗经·棫朴》中“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的理想境界。显而易见，“唯贤是举”和“唯才是举”根本上的差异在于前者比较重视觅才，而后者更强调驭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关键就在于“贤才”和“人才”的分别。“贤才”的道德水准比一般“人才”高出一筹，因此人才与领导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大。《资治通鉴·周纪》将“唯贤是举”的驭才之术总结得恰到好处：“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立天下，小则利小国……养一人而及万人，养贤之道也。”
贤才固然是任何机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产”，但要聚集一大群德才兼备的君子于己麾下谈何容易？且不说找到一群贤才，有些人为觅才不遗余力了一生也未必能找到合心的一个。寻找贤才既然如此棘手，有些用人者为了权宜之便，就将所有的筹码放在一个他们认定是“最合适人选”的“大贤才”身上，这也就形成了所谓“孤注一掷”型的用人者。中国古代君王将相中最能反映这种典型的有“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小白和前秦天皇苻坚。两者都把他们的政治“赌注”几乎全部押在了一人身上，前者是尊称“仲父”的贤相管仲，后者则是改革家王猛王景略。在管仲尽心竭力的辅弼下，齐桓公建立了“尊周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而齐国当时的农业、经济、教化、法律也得到空前的提升和发展。与此媲美的是王猛辅佐苻坚，巩固前秦政权的历史佳话。苻坚慧眼识出王猛经天纬地的才能，便毫无顾忌地把发展前秦王朝的重要任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猛不负重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吏治整顿、人才擢用、学校建设、农桑种植、水利兴修、军队强化、族际关系调和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为前秦政权与东晋王朝日后问鼎中原立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孤注一掷”型的驭才之术关键在于其“掷注”的对象是否有能力堪当大任，而管仲和王猛果实成功做到了。但我们难道就能断定“孤注一掷”就毫无弊病吗？其实，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君主一来能在他的唯一投资上赚取丰富的盈利，但他也会因此而过份依赖于它，而这种依赖实际上潜隐着极大的风险。齐桓公和苻坚日后的悲剧就是最好的证明。周襄王七年，一代贤相管仲撒手归天，而一生依赖于仲父的齐桓公仿佛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和智慧支柱似的，竟然失去分寸而重用了管仲在生前极力排斥的易牙、开方和竖刁。摆脱了管仲掣肘的三个小人恣肆妄为祸乱朝纲，最后导致不可一世的春秋之霸屈辱般地在孤独中绝食而死。桓公的悲剧就是过份依赖于他的仲父，而归根究底，“孤注一掷”型的驭才之术是他的致命伤。
同样遭受“孤注一掷” 驭才之术反面打击的是苻坚。一生依靠王猛为己出谋划策、化险为夷的前秦天皇失去了他最重要的股肱之臣后，竟然忘记了他的遗教，于王猛死后八年的建元十九年不顾群臣的普遍反对，悍然调集九十余万大军进攻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而一生经营的伟大事业也付诸流水。“后悔不用王景略…之言”是苻坚战败后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催人泪下的词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苻坚“孤注一掷”的驭才策略最后让他“棋错一着，满盘皆输”，而他走错的棋就是过份重用了王猛这颗“车”，“舍车赔帅”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这也告诫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考虑其他的条件的可能性和可塑性，千万不能“专一举才”，后果只能是在一棵树上吊死。
“孤注一掷”驭才之术中还存在着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经天纬地、呼风唤雨的“大贤才”是否真的可以找到。上述列出的都是成功的例证，但哪个用人者能保证自己肯定会找到像管仲和王猛这样罕见的贤能之人。就算找到了，又有谁敢担保他或她是最佳人选？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的两句“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可以看出，对于识才驭才这样需要特殊眼光和智慧的技术，岂能是短时间内就能掌握的？千里马固然罕见，识马的伯乐更是罕见中的罕见。这也就揭露出了“孤注一掷”的驭才之术中的大破绽，其风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那“孤注一掷”的不足是否能在“专制驭才”的驭才之术中得到补充呢？
“专制驭才”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人才的任选罢免都必须遵循着一套严谨规章制度，经过测试和核实等种种考证证实一个人的才能和其使用价值。二，君主为了确保所有人才对自己权力意志的屈服和顺从，也为了更有效地驾驭他们，通过不同手段在他们心中建立起自己无可替代的威信。先说第一点。无论是“唯才是举”，“举才唯贤”还是“孤注一掷”模式的驭才之术，它们举荐人才的方法往往是赖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主观上的认知和主观性的臧否褒贬，其中的客观因素经常被忽略。只有通过严格的考试和核实制度，我们才能更客观、更理性、更科学地见证一个人的实才，这也就是“专制驭才”凌驾于其他驭才之术的主要原因。
“专制驭才”的第二特征最能具体体现在武则天武瞾统治时期。武则天一朝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驾驭和控制，而武则天新创的“铜匦制度”让她做到了。铜匦的功能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充当武则天的私人告密箱。当时武则天刚登基不久，李唐的残余势力仍对她虎视眈眈，而嗜权如命的女皇帝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皇位，便利用“铜匦制度”为深居朝阙的自己更有效地掌握众多人才的形迹和消息。也就是说，在她麾下办事的人才绝对不敢有越轨之举，因为主上的通报系统实在太神通广大了。《管子·形势解》可以总结这种驭才之术的要旨：“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载也。”武则天就是通过这种丰屋蔀家、深藏不露的驭才手段让她手下的人才时时匍匐于自己高高在上、深不可测的威信之下。可以说，“专制驭才”是用人者控驭人才最有效、最保险的驭才之术。
有人可能会问，“专制驭才”是否太盛气凌人了，搞得自己麾下的人才吴牛喘月、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制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这也就是我为何在开头就强调对这些驭才之术必须怀着扬长补短的心态去理解、剖析并且学习。“专制驭才”的缺陷实际上可以通过其他驭才之术的补充得到更完美的诠释。
总而言之，在今天这个以人才贤才为主体的社会中，拥有深厚的驭才功力是任何领域的领导人不可欠缺的，而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就得从深谙各种驭才之术入手。希望陋作能稍微带给各位一些启迪，也祝愿大家能够对“驭才之术”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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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探讨“唯才是举”这个模式。被太史公司马迁称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对“唯才是举”可以说是颇有心得，因为他确确实实做到了用人的才能做为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指标，而他颁布的《武帝求茂才异等诏》充分体现了他识才的标准。其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人”？武帝的诏书又对此作了一番解释，“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这样说来，建立功名，彪炳史册的不一定就得是那些学富五车、家族兴旺的名门贵族，而“负俗”之辈只要有贡君主使唤的才能便可以受到重用。因此武帝朝就出现了形形色色“负俗”的异等茂才，有出生卑贱的大将军卫青、思想与传统道家背道而驰的董仲舒、发扬踔厉的年轻骠骑将军霍去病、商家出身的理财全才桑弘羊等，而他们恰恰辅佐了雄姿英发的汉武帝建立了“非常之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汉武帝凭什么就敢召集这些用今天话概括为“既无学历且家教不良”的人为自己和黎民百姓服务呢？试知当时汉朝还没有健全严谨的举荐、考核人才的规章制度，而武帝首创的太学还未踏上正轨，但他仍然坚持“唯才是举”的主张。归根究底，使他能如此坚忍不拔地推行这项大胆举措主要来源于他无比的自信。用武帝自己的话说，“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在他的眼中，不管是放荡不羁的士人还是不拘礼法的狂生，他都有能力驾驭控制他们。这需要多么大的自信啊！毋庸置疑，汉武帝一生的统治无论是对内（驾驭群臣）或对外（抵御匈奴），他都一直持着“山登绝顶我为风”的豪气和信心，但问题就纯粹是这种个人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吗？
我们不能否认汉武帝的历史成就和历史贡献，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难道就有信心一生当中绝不会“被人愚了”吗？其实，这位表面上看似心胸豁达、豪迈大度的君主，内心深处隐藏着一架“锱铢必较”的秤杆，而秤杆一端是他不拘一格任命的人才，另一端则是他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潜规则是，君主的砝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比与他对比的人才少，而他一旦察觉（也可能是错觉）天平渐渐倾斜向人才的那一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最沉痛的打击和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遭妒恨的人才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唯一的使用价值（自己一身的才华）作挡箭牌了，因为他与君主的关系已恶化到两人权力意志间的冲突，双方可谓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所以我们纵观汉武帝五十四个春秋的政治生涯，在他任命的十三名宰相中，唯有公孙弘一人得以在相位上寿终正寝，而其余的轻则搁置流放、重则身首异处、家破人亡。那公孙弘到底是身怀什么绝技，竟然能把持相位十年之久而不失武帝的宠信呢？他的护身法宝又是什么呢？其实，公孙弘的历史评价是褒少贬多的，一致认为他最擅长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换句话说，一个如此趋炎附势、靖譖庸回的小人之所以可以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左右逢源，关键是在他看透了汉武帝的软肋— “唯才是举”的极高风险系数。由于“唯才是举”最看重的是一个人才能得高低的而非其品质的优劣，所以在享用“非常之功”这颗硕果的同时，君主也不得不考虑这些人才喧宾夺主、越俎代庖的可能性。这也就埋下了一般倡导“唯才是举”的用人者心理不安的病根，而这种病羸往往是胡搅蛮缠的。
同样弘扬“唯才是举”精神的是另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无冕之皇曹操曹孟德。最能体现曹操任才不分贵贱尊卑的是他一篇非常著名的政治论文《求贤令》。其中的“二三子其佐我明杨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正是曹操“唯才是举”的真实写照。对他而言，一个人能够没有权、钱、势等物质条件，他甚至不需要接触正统教育-曹操的《求才三令》中就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但只要他有“才”，即便是未经发掘的潜“才”，曹操一定会竭力提拔并培养他的。在家族势力膨胀的东汉末至东晋初，这种不拘一格举荐人才的策略是非常难得的，因此也鉴定了曹操的历史地位，但由于他极力推崇“唯才是举”，这名伟大的奸雄同样难逃它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也就间接造成了曹操政治生涯的两大污点-崔琰和孔融的误杀。可以说，君主的猜疑是“唯才是举”的副产品，而这也就是“唯才是举”这套驭才之术最大的不利条件。既然“唯才是举”难以做到人人满意，那“举才唯贤”是否就能达到最理想的“驭才”境界呢？
鲁襄公三年，在政坛上驰骋数十年的鼐鼎重臣祁奚功遂身退、告老还乡。求贤若渴的晋悼公希望他在临走前为他举荐人才辅佐他成就霸业，而祁奚当机立断地推荐了他的杀父仇人解狐，理由是解狐有能力胜任悼公的股肱之臣。祁奚“外举不弃讎”固然让人钦佩不已，但值得让我们深思的是其中“举才唯贤”的基本原则。解狐虽然与祁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坦荡君子，因此受到了祁奚特别的重视。也就是说，“举才唯贤”中对“贤”的定义就是既有弸中彪外的才华又秉持这君子的高风亮节。这样的人在世上绝对是少数的，所以能发掘并驾驭他们的领导必定得具有超凡的识才能力和开阔豁朗的胸怀。“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玄武门的悲剧是兄弟阋墙的必然结果，而按照一般政权交替的规律，背着弑兄灭弟骂名的唐太宗此时应该考虑如何翦除异党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出人意料的是，开明的唐太宗并没有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和解策略笼络太子建成党中的贤能之辈，为他们重新找到用武之地。一代谏臣魏征就是其中受到重用的人才。如果认真追溯起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恩怨情仇，魏征可是当年极力劝谏李建成用暴力手段对付太宗的参谋之一，但唐太宗重视的不是魏征的老谋深算， 而是他的赤胆忠心和独到的见解。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李斯《谏逐客令》中的一句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起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眀其德”。无可置疑，唐太宗做到了眀其德，而就如《大学》要旨中的三种境界，即“明明德”、“亲民”及“止于至善”；正因为太宗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他逐渐在其统治中实现了从“明明德”至“止于至善”的演变，而演变的终极体现就是彪炳千古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行政非常注重从善如流、集思广益，因为他深刻了解他人的意见，甚至批评将能使他更直接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纠正起来也就方便得多了。《周易·观卦》中的九五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正是唐太宗思维的体现。身为九五至尊的他不但要时时自我反省，他也必须通过观察民风、民情、民生来研讨政治上的弊端并加以改正。唐太宗虽然是个杰出的帝王，但凭他一人是不可能通晓天下事的。反过来说，如果他能够启用群臣们的耳目为自己服务，他就能够更有效率地掌握国家大小事务的讯息，管理好国家也就顺理成章了。能做到“虑壅蔽，思虚心以纳下”（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固然好，但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前提-臣子的耳目是否清明；上报的讯息是否真确？如果不清明不真确，君主的德政就难以实践了。所以“举才唯贤”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精心的人才筛选，重贤疏佞，集合一群忠心耿耿、孳孳汲汲的贤臣为君主广开言路，出谋划策，实现《诗经·棫朴》中“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的理想境界。显而易见，“唯贤是举”和“唯才是举”根本上的差异在于前者比较重视觅才，而后者更强调驭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关键就在于“贤才”和“人才”的分别。“贤才”的道德水准比一般“人才”高出一筹，因此人才与领导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大。《资治通鉴·周纪》将“唯贤是举”的驭才之术总结得恰到好处：“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立天下，小则利小国……养一人而及万人，养贤之道也。”
贤才固然是任何机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产”，但要聚集一大群德才兼备的君子于己麾下谈何容易？且不说找到一群贤才，有些人为觅才不遗余力了一生也未必能找到合心的一个。寻找贤才既然如此棘手，有些用人者为了权宜之便，就将所有的筹码放在一个他们认定是“最合适人选”的“大贤才”身上，这也就形成了所谓“孤注一掷”型的用人者。中国古代君王将相中最能反映这种典型的有“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小白和前秦天皇苻坚。两者都把他们的政治“赌注”几乎全部押在了一人身上，前者是尊称“仲父”的贤相管仲，后者则是改革家王猛王景略。在管仲尽心竭力的辅弼下，齐桓公建立了“尊周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而齐国当时的农业、经济、教化、法律也得到空前的提升和发展。与此媲美的是王猛辅佐苻坚，巩固前秦政权的历史佳话。苻坚慧眼识出王猛经天纬地的才能，便毫无顾忌地把发展前秦王朝的重要任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猛不负重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吏治整顿、人才擢用、学校建设、农桑种植、水利兴修、军队强化、族际关系调和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为前秦政权与东晋王朝日后问鼎中原立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孤注一掷”型的驭才之术关键在于其“掷注”的对象是否有能力堪当大任，而管仲和王猛果实成功做到了。但我们难道就能断定“孤注一掷”就毫无弊病吗？其实，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君主一来能在他的唯一投资上赚取丰富的盈利，但他也会因此而过份依赖于它，而这种依赖实际上潜隐着极大的风险。齐桓公和苻坚日后的悲剧就是最好的证明。周襄王七年，一代贤相管仲撒手归天，而一生依赖于仲父的齐桓公仿佛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和智慧支柱似的，竟然失去分寸而重用了管仲在生前极力排斥的易牙、开方和竖刁。摆脱了管仲掣肘的三个小人恣肆妄为祸乱朝纲，最后导致不可一世的春秋之霸屈辱般地在孤独中绝食而死。桓公的悲剧就是过份依赖于他的仲父，而归根究底，“孤注一掷”型的驭才之术是他的致命伤。
同样遭受“孤注一掷” 驭才之术反面打击的是苻坚。一生依靠王猛为己出谋划策、化险为夷的前秦天皇失去了他最重要的股肱之臣后，竟然忘记了他的遗教，于王猛死后八年的建元十九年不顾群臣的普遍反对，悍然调集九十余万大军进攻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而一生经营的伟大事业也付诸流水。“后悔不用王景略…之言”是苻坚战败后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催人泪下的词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苻坚“孤注一掷”的驭才策略最后让他“棋错一着，满盘皆输”，而他走错的棋就是过份重用了王猛这颗“车”，“舍车赔帅”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这也告诫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考虑其他的条件的可能性和可塑性，千万不能“专一举才”，后果只能是在一棵树上吊死。
“孤注一掷”驭才之术中还存在着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经天纬地、呼风唤雨的“大贤才”是否真的可以找到。上述列出的都是成功的例证，但哪个用人者能保证自己肯定会找到像管仲和王猛这样罕见的贤能之人。就算找到了，又有谁敢担保他或她是最佳人选？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的两句“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可以看出，对于识才驭才这样需要特殊眼光和智慧的技术，岂能是短时间内就能掌握的？千里马固然罕见，识马的伯乐更是罕见中的罕见。这也就揭露出了“孤注一掷”的驭才之术中的大破绽，其风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那“孤注一掷”的不足是否能在“专制驭才”的驭才之术中得到补充呢？
“专制驭才”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人才的任选罢免都必须遵循着一套严谨规章制度，经过测试和核实等种种考证证实一个人的才能和其使用价值。二，君主为了确保所有人才对自己权力意志的屈服和顺从，也为了更有效地驾驭他们，通过不同手段在他们心中建立起自己无可替代的威信。先说第一点。无论是“唯才是举”，“举才唯贤”还是“孤注一掷”模式的驭才之术，它们举荐人才的方法往往是赖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主观上的认知和主观性的臧否褒贬，其中的客观因素经常被忽略。只有通过严格的考试和核实制度，我们才能更客观、更理性、更科学地见证一个人的实才，这也就是“专制驭才”凌驾于其他驭才之术的主要原因。
“专制驭才”的第二特征最能具体体现在武则天武瞾统治时期。武则天一朝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驾驭和控制，而武则天新创的“铜匦制度”让她做到了。铜匦的功能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充当武则天的私人告密箱。当时武则天刚登基不久，李唐的残余势力仍对她虎视眈眈，而嗜权如命的女皇帝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皇位，便利用“铜匦制度”为深居朝阙的自己更有效地掌握众多人才的形迹和消息。也就是说，在她麾下办事的人才绝对不敢有越轨之举，因为主上的通报系统实在太神通广大了。《管子·形势解》可以总结这种驭才之术的要旨：“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载也。”武则天就是通过这种丰屋蔀家、深藏不露的驭才手段让她手下的人才时时匍匐于自己高高在上、深不可测的威信之下。可以说，“专制驭才”是用人者控驭人才最有效、最保险的驭才之术。
有人可能会问，“专制驭才”是否太盛气凌人了，搞得自己麾下的人才吴牛喘月、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制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这也就是我为何在开头就强调对这些驭才之术必须怀着扬长补短的心态去理解、剖析并且学习。“专制驭才”的缺陷实际上可以通过其他驭才之术的补充得到更完美的诠释。
总而言之，在今天这个以人才贤才为主体的社会中，拥有深厚的驭才功力是任何领域的领导人不可欠缺的，而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就得从深谙各种驭才之术入手。希望陋作能稍微带给各位一些启迪，也祝愿大家能够对“驭才之术”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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