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的归宿
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紫禁城中崴嵬耸立的太和殿内济济一堂，站满了当时大清朝最杰出的文武栋梁、耆臣老将。这些朝廷重臣在官场上纵横捭阖、驰骋疆场，可谓见多识广，但眼前的这一幕无不让他们面面相觑、楚囚相对。内阁首辅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刚刚宣读了太上皇乾隆的圣旨，而其中最关键的五个字“传位不传玺”在众臣的耳根旁如袅袅余音，良久不消。在皇帝宝座上正襟危坐的新皇帝嘉庆此时亦是一愣，对父皇这道突如其来的圣谕感到莫名其妙，但他与殿下的臣子一样既是一头雾水，又是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发呆。
正当太和殿君臣乱作一团时，大殿的尾端突然传来一句振聋发聩、当头棒喝的话：“当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众臣工转过身来打量这位一锤定音的人物，只见吏部尚书刘墉一副理直气壮、正义凛然的模样，无不松了一口憋在胸中的气。主持嘉庆传位大典的礼部尚书纪昀见刘墉发话，自己又非常清楚传禅礼仪决不能没有玉玺，只好将典礼暂停，一把拉着刘墉的手小奔到乾隆的寝宫去。入宫礼拜后，纪昀面对斜坐御椅的乾隆奏道：“启奏陛下，传玺一节改行颁礼，群臣议论纷扬，言说不合礼制。纪昀以礼部之责奏请陛下授玺。陛下英明万古，早作决断以平文武百官之议。”乾隆身子微微移动，但仍然默不作声。刘墉急忙结果话茬，奏道：“陛下临御六十载，亲政爱民，国泰民安。今日陛下不能绝系恋王之位，则传禅可止。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为陛下何如？蒙陛下下圣载。”刘墉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步步紧逼，让起初略有倦意的乾隆不禁打起精神来，凝视着眼前两名面容肃穆、意志坚定的朝廷大臣，一时间君臣僵持。过了许久，乾隆渐渐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取过搁置御桌上的玉玺，生硬地把它交给纪昀。两人见乾隆终于肯把国之大宝交出来，恭恭敬敬地接到手里，齐声贺道：“陛下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似乎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并没有理会两人迅速消失的背影……
这就是发生在嘉庆元年正月初一的一件轰动朝野的“传玺案”。一般人认为这件事主要彰显了纪昀和刘墉的机智和胆略，但我认为“传玺案”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乾隆皇帝和新登位的嘉庆皇帝。为了更好地了解“传玺案”以及它深远的政治后果，我们一定要先说明“玺”在中国封建皇朝历史的意义。“玺”是皇帝专用的印章，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和绝对权威，与早期的“符”作用一样。战国时代，信陵君为了夺兵权率魏军拯救岌岌可危的赵国，指使魏王的爱姬协助他窃取了统军的“虎符”，从而号令军队解赵之围。这也就是人人皆晓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到了秦朝，秦始皇为了巩固皇权，明文规定任何一道命令只有盖上了皇帝的“玺”才能奏效。由此可见，“玺”不仅是皇帝下达命令的工具，它更是皇帝权威、势力的延伸。明白的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头探讨“传玺案”，并问问自己四道问题。一，乾隆为什么不愿意传玺？二，嘉庆为何表现得如此窝囊？三，乾隆最后为什么肯把传国玉玺交出来？四，“传玺案”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乾隆为什么不愿意传玺？一些清史学家认为乾隆“按玺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宠臣和珅的挑唆，而和珅从中作梗的动机是要牵制嘉庆。乾隆六十年九月二日，和珅就从决意退位的乾隆身上得知他拟定的接班人，皇十五子颙琰。一心想与新皇帝攀亲的和珅于是在乾隆还没有正式宣布时将消息悄悄透漏给嘉庆宫，而使和珅万万想不到的是，嘉庆不但不领他的情，还加深了对这位朝中重臣的戒备。后来嘉庆四年和珅被伏诛时，嘉庆给他列出的二十大罪状中，头等罪状就是针对乾隆六十年九月二日的那起“报喜”事件。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洩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其实早在四年前，政治危机感极敏锐的和珅已经察觉出嘉庆对他的芥蒂，于是在乾隆面极尽谗言之能事，说什么新皇帝资历尚幼，难堪大任，不如让乾隆继续掌握玉玺，摄理朝政。很明显，和珅的目的是借用老皇帝的余威制衡新皇帝的气势，为自己换来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这“借尸还魂”之技果然奏效，所以才会有和珅宣读乾隆“传位不传玺”的圣谕。
从表面上看，和珅是整个“传玺案”的主谋和实践者，而乾隆皇帝不过是他政治阴谋中的傀儡。对于这点，我提出两个疑问。第一，如果“传玺案”真是和珅的“单人秀”，那对他恨之入骨的嘉庆为什么于嘉庆四年列出的和珅二十大之罪状时，一条也没有提到这件事呢？要知道，在嘉庆传位大典上宣读“传位不传玺”的就是和珅，而和珅当时又是乾隆最宠信的大臣，嘉庆没有理由不怀疑他在案子中的作用。第二，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精明果断，熟读经史，不可能不明白“偏信则暗，兼听则明”的不朽古训。他纵使在晚年宠信和珅，但面对这种历史性的禅让大礼，他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挑唆而作出莽撞的决定。可以说，不管是当时的乾隆和嘉庆，还是几百年后编修清史的后人，都不相信和珅真的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和珅对乾隆提起“传位不传玺”的事有，但最终扮演关键性角色无。
我认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就是乾隆对儿子嘉庆的治国能力放心不下。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事后诸葛地用嘉庆的平庸衡量乾隆此时的考虑。我所指的“能力”不是资质，而是政治实力。就如前面所说的，嘉庆是在乾隆六十年九月二日从和珅口中获知自己将要继承大统，而九月离他正式登位的正月初一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位领导能在短短的三个月里组织自己亲信又有效率的团队辅佐自己？就算真的有这么几个，习惯过着钟鸣鼎食奢侈生活的嘉庆绝不在其中，况且他要统治的是五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有人可能会问，乾隆为什么不早点把传位的决定下达给嘉庆呢？这里我们就必须简单说明“秘密立储”制度。
“秘密立储”制度是雍正皇帝为避免未来皇子们为逐鹿问鼎而自相残杀的悲剧再次发生定下的。康熙一朝，康熙皇帝由于早立了太子允礽，以致不管是太子还是觊觎太子之位的众阿哥们都如火如荼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明争暗斗，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雍正有鉴于此，发现问题的症结是早立的太子将成为众“野心家”所矢的，而只有当皇帝不把储君人选公开化，众皇子们不但没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他们也不敢惹事生非以免失去父皇的重视。雍正的用意是善的，但当乾隆把“秘密立储”制度用在自己一朝时却发现了弊端：皇子不得培植势力，以致后来的太子一点势力也没有。这着实是个困扰乾隆的大问题，如何处理“君弱臣强”的局面？不如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手持玉玺摄理朝政，让新皇帝腾出手来拉帮结派，组织自己信得过的政治班子？这，我相信更接近乾隆“传位不传玺”的真实意图。
想到儿子之余，乾隆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熟读史书的他知道赵武灵王“沙丘之乱”的故事，而他作为同样禅让传国的皇帝肯定不愿意重蹈前人的覆辙。赵武灵王与乾隆皇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他们都时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拓展疆土；乾隆皇帝是“康雍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二，他们都是自动传位于子的（赵武灵王传位给王子何，自称“主父”；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皇帝，自称“太上皇”）。三，他们的接班人都不是长子（王子何，后来的赵慧文王是赵武灵王的次子；嘉庆是乾隆的十五子）。导致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在“沙丘之乱”中被活活饿死的恰恰就是他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儿子，最后被怨恨自己的臣子李兑和公子成逼上绝路。两人的境遇竟然如此相像，而前者又是得不到善终的，不能不说这对乾隆的刺激很大。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乾隆“传位不传玺”就是为了确保自己不成为有名无实，任人宰割的太上皇。
最后，我们绝对可以质疑乾隆皇帝退位禅让的诚意，而这有可能是他不愿意交出玉玺的最根本原因。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颁布了谕旨：“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没错，乾隆是兑现了自己十七年前许下的诺言，把权柄交给了嘉庆，但关键就在于这“十七年”！人生难测，就是以今天高素质的生活条件和医药服务而言，恐怕很少人敢在六十八岁的高龄信心十足地说自己能活到八十五岁，更何况近两百五十年前的乾隆皇帝！别说我们不相信，就是乾隆本身可能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此长寿吧。一个没有把握实现的诺言是一个难以让人感受诚意的诺言。身为帝王之尊的乾隆皇帝，不可能不明白“君无戏言”的四字箴言，但“戏言”归“戏言”，真心话归真心话，乾隆难道心甘情愿这样轻易把坐了六十个春秋的皇帝位让给儿子吗？如果皇位不得不传，舍主求其次，玉玺总可以留在身边慰“老”吧？
回答了第一道问题，我们再来剖析嘉庆皇帝当时的心理活动。其实，嘉庆的束手无策并非懦弱无能的表现。要知道，嘉庆登位前三十六年的人生岁月中，无时无刻不浸泡在父皇的淫威之下。对他来说，乾隆不只是自己的父亲，他更是一位彪炳史册的盛世之主，一名创造无数历史纪录、打过一次又一次胜战、把大清帝国带上高峰的明君。这样崇高无比的地位无疑对嘉庆产生巨大的震撼，使他深信父皇所作的一切都属天经地义，万万不能违背。一直活在父皇光环下的嘉庆除了面对着“传位不传玺”的谕旨发愣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能把嘉庆看得太简单。同样在上书房饱读诗书的嘉庆肯定知道唐睿宗李旦如何在传位给唐玄宗李隆基后继续揽权的这段历史。先天元年，唐睿宗由于难以调解太子和妹妹太平公主两股政治势力，在为自己保留了生杀大权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的前提下，主动把皇位传给李隆基。可见，乾隆就是想当“李旦第二”，通过掌握玉玺牵制新皇帝的势力。有人可能会问，嘉庆既然明白了乾隆的意图，为什么他还是无动于衷呢？这就把我带到第三点。
嘉庆就算明白乾隆的意图，知道自己的权力将要受到牵制，但他有足够的资本与乾隆一争高下吗？没有。自始至终，从乾隆在乾隆四十三年颁发的谕旨到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正式公布嘉庆即位；自乾隆下达“传位不传玺”的旨意至最后交出玉玺，嘉庆皇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势？被动无奈的态势。他是应了乾隆十七年前一段誓言，侥幸地在乾隆六十年于十七个儿子中脱颖而出的（这里再次强调，颙琰是第十五子）才登上皇位，而一切的一切都是乾隆主动恩赐，嘉庆被动受益。这就是我认为嘉庆窝囊表现的主要原因。
说了这么多有利于乾隆皇帝“传位不传玺”的因素，我们就要解答：乾隆最后为什么肯把传国玉玺交出来？我举出三个原因。一，嘉庆得到了舆论上的支持。虽然君权专制在康熙雍正乾隆手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舆论永远是帝王最重视和最忌惮的双刃剑。代表舆论倒向嘉庆的就是纪昀和刘墉。这两位大臣在乾隆一朝备受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前者曾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又是当时的士林领袖；后者则是四部尚书、军机大臣刘统勋之子，而且精明干练、能堪大任。连纪昀和刘墉都出面劝说自己了，乾隆马上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群臣到底站在谁的立场。而群臣既然都向着新皇帝靠拢，那岂不解决了嘉庆政治势力不够雄厚的一大心病？我这里必须强调，乾隆是一个非常自负的皇帝，一个绝不允许“众山小”凌越 “绝顶”的强势君主，但他这时也不得不承认一样事实：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二，刘墉一针见血的说辞撞到了乾隆的软肋。回顾刘墉义正词严又意味深长的奏词，大概有三层意思。首先，刘墉充分认可乾隆是为治世之明君，肯定了他在历史银河中恒星的特殊地位。这里又有两种用意，一来满足乾隆的虚荣心，二来让他不忘记作为明君应该具有的信义和风度。这就引出第二层意思了。其次，毫无保留地揭示了乾隆“不能绝系恋王位之心”的事实，立刻让乾隆感觉自己处于道义上的劣势。最后，挑明“传禅而不与大宝”难服天下人，将乾隆置放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如此三部曲似的步步紧逼，刘墉又能巧妙地为虚荣心极强的乾隆找个适当的台阶下，乾隆也只好顺藤摸瓜，做出退让。
三，唐朝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的历史烙印。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皇储之争最后以前者的彻底胜利告终。李世民连催带迫要求唐高祖李渊退位，识大体的李渊也只好将手中的军政大权一并交出去。神龙二年，太子李显在张柬之等五位朝野重臣和妹妹太平公主、弟弟相王李旦的支持发动了神龙政变，逼迫武曌逊位，宣告大周王朝的覆灭。乾隆曾经说过：“少有余暇，未尝不考镜史，以自观省。”“以史为镜”是伟大帝王共同的追求，乾隆也不例外。他深知自己如果不把和新皇帝的关系处理好，小则伤害父子之间的情谊，大则可能要步李渊和武曌的后尘。
总结以上三点，尽管乾隆起初对交出玉玺踯躅难决，但权衡利弊后的他知道自己毕竟是许下了承诺，而且在道义上或舆论上都不及嘉庆，只好做出明智的退让选择。《周易·复》中有“颦复之厉，义无咎也”，意谓人就算不断地犯错，但只要每次犯错都存悔改之心，愿意复归正道，结果也是好的。乾隆皇帝确实愿意复归正道了，但他真的能做到“义无咎也”吗？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嘉庆元年的这起“传玺案”，乾隆的这步错棋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历史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浅近、深远两种角度进行分析。从浅近看，这桩历史大案再次印证了两条永垂不朽的封建古训：一，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没有所谓的亲情；二，一山难容二虎、天下不共两主。为了继续垄断自己掌握了六十年之久的皇权，乾隆不惜把父子之情搁置一旁，将真正属于嘉庆的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对他而言，嘉庆这位新皇帝在文武百官前的威信，禅位大礼的顺利举行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仍然霸占着大清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仍然是这锦绣江山、万千世界的实际统治者。最高权力的诱惑竟能扭曲一个人对伦理亲情的解读，这无疑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罪恶渊薮。
再说一山难容二虎、天下不共两主。纵观中国君权统治的历史，帝王的权势从来不能与他人共享。这里有两种考虑。古代帝王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任若是由两个或以上的人承担，他们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不但很难统一，而且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极有可能会发生倾轧和抵触。这无疑是所有帝王不愿见到的杌陧政治局面。二，人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一般世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权力，而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皇帝无比的权力，谁会轻易与他人分享？别说普通人，就连春秋时代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而力拔山兮的西楚霸王项羽亦被批为吝啬土地爵位，不肯分封给部下。乾隆难道是例外吗？总之，不管是皇权与亲情的根本矛盾，还是一国确实不能共两主，“传玺案”再次演奏了中国封建集权核心内容和发展趋势的历史插曲。
从客观历史的高度去回顾嘉庆元年的这一天，把它放在清朝由盛传衰的历史流程中，我认为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巨大的。一些清史学家把乾隆嘉庆的过渡期定位为清朝由盛世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我同意，而且甚至认为嘉庆元年正月初一的“传玺案”就是这段时期的最佳缩影。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探究乾隆和嘉庆在整个案件中扮所演的角色以及乾隆晚年对嘉庆新政短期和长期的不良影响。如何形容乾隆和嘉庆这对父子的微妙关系？他们到底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认为，嘉庆自始至终就如同乾隆手中的木偶，没有自由，没有主见。或许可以这样说，嘉庆不过充当了乾隆自编自导自演的“仿尧舜让位”历史闹剧中的配角；彰显乾隆“功遂身退”美德的宣传武器；掩饰乾隆追慕虚荣、沽名钓誉的一面纱布。我不是说嘉庆并非当皇帝的料，也没有否定乾隆选择他继承大统的决定，但我认为乾隆根本没有必要在自己头上悬挂着爷爷康熙的辉煌冠冕，并在世人面前借用儿子嘉庆一双无奈的手为他摘下来。乾隆除了兑现十七年前一条无关紧要的自定契约，将自己永远和圣祖仁皇帝相提并论外，只是成功为嘉庆塑造了一个既被动又无主的弱君形象，一个空有皇位但手无大宝的“假主”形象。这难道是大清朝指望的君主吗？
君主最重视的是自己的威信和权威，而一个处处被动又无奈的皇帝又怎能做到立威于朝，取信于人呢？徐干的《中论·爵禄》中写道：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圣人蹈机握杼，织成天地之化，使万物顺焉。一名君主要做到“织成天地之化”，位与势两者缺一不可，而乾隆“传位不传玺”的把戏只是给予嘉庆“立德之机”的皇位，却剥夺了他“行义之杼”的权势！孤坐在皇帝宝座上，面对着乾隆无情的谕旨，嘉庆只有瞠目结舌、望洋兴叹的份，只能指望纪昀、刘墉等立“中流砥柱”之功，这还哪里有半点君主应该有的气势？有位而无势、有名而无实，嘉庆皇帝如何行“蹈机握杼”之举，再次把大清朝带上另一座高峰呢？这就是舍不得“皇帝”的太上皇乾隆在他的彷徨徙倚中留给自己儿孙的历史难题，也是一道永远解答不了的难题。
乾隆一生喜欢自比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但我个人认为他更像唐玄宗李隆基。努力经营“开元盛世”又痛苦见证“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史评“成也玄宗，败也玄宗”。至于乾隆一生的功过是非是否够得上“成也乾隆，败也乾隆”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但他无疑在一桩“传玺案”中为后世埋下了深深的祸根。值得玩味的是，唐玄宗和乾隆帝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最后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这或许就是太上皇的归宿吧。
正当太和殿君臣乱作一团时，大殿的尾端突然传来一句振聋发聩、当头棒喝的话：“当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众臣工转过身来打量这位一锤定音的人物，只见吏部尚书刘墉一副理直气壮、正义凛然的模样，无不松了一口憋在胸中的气。主持嘉庆传位大典的礼部尚书纪昀见刘墉发话，自己又非常清楚传禅礼仪决不能没有玉玺，只好将典礼暂停，一把拉着刘墉的手小奔到乾隆的寝宫去。入宫礼拜后，纪昀面对斜坐御椅的乾隆奏道：“启奏陛下，传玺一节改行颁礼，群臣议论纷扬，言说不合礼制。纪昀以礼部之责奏请陛下授玺。陛下英明万古，早作决断以平文武百官之议。”乾隆身子微微移动，但仍然默不作声。刘墉急忙结果话茬，奏道：“陛下临御六十载，亲政爱民，国泰民安。今日陛下不能绝系恋王之位，则传禅可止。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为陛下何如？蒙陛下下圣载。”刘墉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步步紧逼，让起初略有倦意的乾隆不禁打起精神来，凝视着眼前两名面容肃穆、意志坚定的朝廷大臣，一时间君臣僵持。过了许久，乾隆渐渐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取过搁置御桌上的玉玺，生硬地把它交给纪昀。两人见乾隆终于肯把国之大宝交出来，恭恭敬敬地接到手里，齐声贺道：“陛下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似乎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并没有理会两人迅速消失的背影……
这就是发生在嘉庆元年正月初一的一件轰动朝野的“传玺案”。一般人认为这件事主要彰显了纪昀和刘墉的机智和胆略，但我认为“传玺案”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乾隆皇帝和新登位的嘉庆皇帝。为了更好地了解“传玺案”以及它深远的政治后果，我们一定要先说明“玺”在中国封建皇朝历史的意义。“玺”是皇帝专用的印章，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和绝对权威，与早期的“符”作用一样。战国时代，信陵君为了夺兵权率魏军拯救岌岌可危的赵国，指使魏王的爱姬协助他窃取了统军的“虎符”，从而号令军队解赵之围。这也就是人人皆晓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到了秦朝，秦始皇为了巩固皇权，明文规定任何一道命令只有盖上了皇帝的“玺”才能奏效。由此可见，“玺”不仅是皇帝下达命令的工具，它更是皇帝权威、势力的延伸。明白的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头探讨“传玺案”，并问问自己四道问题。一，乾隆为什么不愿意传玺？二，嘉庆为何表现得如此窝囊？三，乾隆最后为什么肯把传国玉玺交出来？四，“传玺案”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乾隆为什么不愿意传玺？一些清史学家认为乾隆“按玺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宠臣和珅的挑唆，而和珅从中作梗的动机是要牵制嘉庆。乾隆六十年九月二日，和珅就从决意退位的乾隆身上得知他拟定的接班人，皇十五子颙琰。一心想与新皇帝攀亲的和珅于是在乾隆还没有正式宣布时将消息悄悄透漏给嘉庆宫，而使和珅万万想不到的是，嘉庆不但不领他的情，还加深了对这位朝中重臣的戒备。后来嘉庆四年和珅被伏诛时，嘉庆给他列出的二十大罪状中，头等罪状就是针对乾隆六十年九月二日的那起“报喜”事件。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洩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其实早在四年前，政治危机感极敏锐的和珅已经察觉出嘉庆对他的芥蒂，于是在乾隆面极尽谗言之能事，说什么新皇帝资历尚幼，难堪大任，不如让乾隆继续掌握玉玺，摄理朝政。很明显，和珅的目的是借用老皇帝的余威制衡新皇帝的气势，为自己换来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这“借尸还魂”之技果然奏效，所以才会有和珅宣读乾隆“传位不传玺”的圣谕。
从表面上看，和珅是整个“传玺案”的主谋和实践者，而乾隆皇帝不过是他政治阴谋中的傀儡。对于这点，我提出两个疑问。第一，如果“传玺案”真是和珅的“单人秀”，那对他恨之入骨的嘉庆为什么于嘉庆四年列出的和珅二十大之罪状时，一条也没有提到这件事呢？要知道，在嘉庆传位大典上宣读“传位不传玺”的就是和珅，而和珅当时又是乾隆最宠信的大臣，嘉庆没有理由不怀疑他在案子中的作用。第二，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精明果断，熟读经史，不可能不明白“偏信则暗，兼听则明”的不朽古训。他纵使在晚年宠信和珅，但面对这种历史性的禅让大礼，他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挑唆而作出莽撞的决定。可以说，不管是当时的乾隆和嘉庆，还是几百年后编修清史的后人，都不相信和珅真的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和珅对乾隆提起“传位不传玺”的事有，但最终扮演关键性角色无。
我认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就是乾隆对儿子嘉庆的治国能力放心不下。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事后诸葛地用嘉庆的平庸衡量乾隆此时的考虑。我所指的“能力”不是资质，而是政治实力。就如前面所说的，嘉庆是在乾隆六十年九月二日从和珅口中获知自己将要继承大统，而九月离他正式登位的正月初一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位领导能在短短的三个月里组织自己亲信又有效率的团队辅佐自己？就算真的有这么几个，习惯过着钟鸣鼎食奢侈生活的嘉庆绝不在其中，况且他要统治的是五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有人可能会问，乾隆为什么不早点把传位的决定下达给嘉庆呢？这里我们就必须简单说明“秘密立储”制度。
“秘密立储”制度是雍正皇帝为避免未来皇子们为逐鹿问鼎而自相残杀的悲剧再次发生定下的。康熙一朝，康熙皇帝由于早立了太子允礽，以致不管是太子还是觊觎太子之位的众阿哥们都如火如荼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明争暗斗，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雍正有鉴于此，发现问题的症结是早立的太子将成为众“野心家”所矢的，而只有当皇帝不把储君人选公开化，众皇子们不但没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他们也不敢惹事生非以免失去父皇的重视。雍正的用意是善的，但当乾隆把“秘密立储”制度用在自己一朝时却发现了弊端：皇子不得培植势力，以致后来的太子一点势力也没有。这着实是个困扰乾隆的大问题，如何处理“君弱臣强”的局面？不如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手持玉玺摄理朝政，让新皇帝腾出手来拉帮结派，组织自己信得过的政治班子？这，我相信更接近乾隆“传位不传玺”的真实意图。
想到儿子之余，乾隆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熟读史书的他知道赵武灵王“沙丘之乱”的故事，而他作为同样禅让传国的皇帝肯定不愿意重蹈前人的覆辙。赵武灵王与乾隆皇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他们都时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拓展疆土；乾隆皇帝是“康雍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二，他们都是自动传位于子的（赵武灵王传位给王子何，自称“主父”；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皇帝，自称“太上皇”）。三，他们的接班人都不是长子（王子何，后来的赵慧文王是赵武灵王的次子；嘉庆是乾隆的十五子）。导致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在“沙丘之乱”中被活活饿死的恰恰就是他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儿子，最后被怨恨自己的臣子李兑和公子成逼上绝路。两人的境遇竟然如此相像，而前者又是得不到善终的，不能不说这对乾隆的刺激很大。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乾隆“传位不传玺”就是为了确保自己不成为有名无实，任人宰割的太上皇。
最后，我们绝对可以质疑乾隆皇帝退位禅让的诚意，而这有可能是他不愿意交出玉玺的最根本原因。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颁布了谕旨：“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没错，乾隆是兑现了自己十七年前许下的诺言，把权柄交给了嘉庆，但关键就在于这“十七年”！人生难测，就是以今天高素质的生活条件和医药服务而言，恐怕很少人敢在六十八岁的高龄信心十足地说自己能活到八十五岁，更何况近两百五十年前的乾隆皇帝！别说我们不相信，就是乾隆本身可能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此长寿吧。一个没有把握实现的诺言是一个难以让人感受诚意的诺言。身为帝王之尊的乾隆皇帝，不可能不明白“君无戏言”的四字箴言，但“戏言”归“戏言”，真心话归真心话，乾隆难道心甘情愿这样轻易把坐了六十个春秋的皇帝位让给儿子吗？如果皇位不得不传，舍主求其次，玉玺总可以留在身边慰“老”吧？
回答了第一道问题，我们再来剖析嘉庆皇帝当时的心理活动。其实，嘉庆的束手无策并非懦弱无能的表现。要知道，嘉庆登位前三十六年的人生岁月中，无时无刻不浸泡在父皇的淫威之下。对他来说，乾隆不只是自己的父亲，他更是一位彪炳史册的盛世之主，一名创造无数历史纪录、打过一次又一次胜战、把大清帝国带上高峰的明君。这样崇高无比的地位无疑对嘉庆产生巨大的震撼，使他深信父皇所作的一切都属天经地义，万万不能违背。一直活在父皇光环下的嘉庆除了面对着“传位不传玺”的谕旨发愣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能把嘉庆看得太简单。同样在上书房饱读诗书的嘉庆肯定知道唐睿宗李旦如何在传位给唐玄宗李隆基后继续揽权的这段历史。先天元年，唐睿宗由于难以调解太子和妹妹太平公主两股政治势力，在为自己保留了生杀大权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的前提下，主动把皇位传给李隆基。可见，乾隆就是想当“李旦第二”，通过掌握玉玺牵制新皇帝的势力。有人可能会问，嘉庆既然明白了乾隆的意图，为什么他还是无动于衷呢？这就把我带到第三点。
嘉庆就算明白乾隆的意图，知道自己的权力将要受到牵制，但他有足够的资本与乾隆一争高下吗？没有。自始至终，从乾隆在乾隆四十三年颁发的谕旨到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正式公布嘉庆即位；自乾隆下达“传位不传玺”的旨意至最后交出玉玺，嘉庆皇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势？被动无奈的态势。他是应了乾隆十七年前一段誓言，侥幸地在乾隆六十年于十七个儿子中脱颖而出的（这里再次强调，颙琰是第十五子）才登上皇位，而一切的一切都是乾隆主动恩赐，嘉庆被动受益。这就是我认为嘉庆窝囊表现的主要原因。
说了这么多有利于乾隆皇帝“传位不传玺”的因素，我们就要解答：乾隆最后为什么肯把传国玉玺交出来？我举出三个原因。一，嘉庆得到了舆论上的支持。虽然君权专制在康熙雍正乾隆手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舆论永远是帝王最重视和最忌惮的双刃剑。代表舆论倒向嘉庆的就是纪昀和刘墉。这两位大臣在乾隆一朝备受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前者曾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又是当时的士林领袖；后者则是四部尚书、军机大臣刘统勋之子，而且精明干练、能堪大任。连纪昀和刘墉都出面劝说自己了，乾隆马上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群臣到底站在谁的立场。而群臣既然都向着新皇帝靠拢，那岂不解决了嘉庆政治势力不够雄厚的一大心病？我这里必须强调，乾隆是一个非常自负的皇帝，一个绝不允许“众山小”凌越 “绝顶”的强势君主，但他这时也不得不承认一样事实：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二，刘墉一针见血的说辞撞到了乾隆的软肋。回顾刘墉义正词严又意味深长的奏词，大概有三层意思。首先，刘墉充分认可乾隆是为治世之明君，肯定了他在历史银河中恒星的特殊地位。这里又有两种用意，一来满足乾隆的虚荣心，二来让他不忘记作为明君应该具有的信义和风度。这就引出第二层意思了。其次，毫无保留地揭示了乾隆“不能绝系恋王位之心”的事实，立刻让乾隆感觉自己处于道义上的劣势。最后，挑明“传禅而不与大宝”难服天下人，将乾隆置放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如此三部曲似的步步紧逼，刘墉又能巧妙地为虚荣心极强的乾隆找个适当的台阶下，乾隆也只好顺藤摸瓜，做出退让。
三，唐朝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的历史烙印。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皇储之争最后以前者的彻底胜利告终。李世民连催带迫要求唐高祖李渊退位，识大体的李渊也只好将手中的军政大权一并交出去。神龙二年，太子李显在张柬之等五位朝野重臣和妹妹太平公主、弟弟相王李旦的支持发动了神龙政变，逼迫武曌逊位，宣告大周王朝的覆灭。乾隆曾经说过：“少有余暇，未尝不考镜史，以自观省。”“以史为镜”是伟大帝王共同的追求，乾隆也不例外。他深知自己如果不把和新皇帝的关系处理好，小则伤害父子之间的情谊，大则可能要步李渊和武曌的后尘。
总结以上三点，尽管乾隆起初对交出玉玺踯躅难决，但权衡利弊后的他知道自己毕竟是许下了承诺，而且在道义上或舆论上都不及嘉庆，只好做出明智的退让选择。《周易·复》中有“颦复之厉，义无咎也”，意谓人就算不断地犯错，但只要每次犯错都存悔改之心，愿意复归正道，结果也是好的。乾隆皇帝确实愿意复归正道了，但他真的能做到“义无咎也”吗？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嘉庆元年的这起“传玺案”，乾隆的这步错棋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历史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浅近、深远两种角度进行分析。从浅近看，这桩历史大案再次印证了两条永垂不朽的封建古训：一，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没有所谓的亲情；二，一山难容二虎、天下不共两主。为了继续垄断自己掌握了六十年之久的皇权，乾隆不惜把父子之情搁置一旁，将真正属于嘉庆的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对他而言，嘉庆这位新皇帝在文武百官前的威信，禅位大礼的顺利举行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仍然霸占着大清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仍然是这锦绣江山、万千世界的实际统治者。最高权力的诱惑竟能扭曲一个人对伦理亲情的解读，这无疑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罪恶渊薮。
再说一山难容二虎、天下不共两主。纵观中国君权统治的历史，帝王的权势从来不能与他人共享。这里有两种考虑。古代帝王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任若是由两个或以上的人承担，他们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不但很难统一，而且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极有可能会发生倾轧和抵触。这无疑是所有帝王不愿见到的杌陧政治局面。二，人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一般世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权力，而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皇帝无比的权力，谁会轻易与他人分享？别说普通人，就连春秋时代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而力拔山兮的西楚霸王项羽亦被批为吝啬土地爵位，不肯分封给部下。乾隆难道是例外吗？总之，不管是皇权与亲情的根本矛盾，还是一国确实不能共两主，“传玺案”再次演奏了中国封建集权核心内容和发展趋势的历史插曲。
从客观历史的高度去回顾嘉庆元年的这一天，把它放在清朝由盛传衰的历史流程中，我认为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巨大的。一些清史学家把乾隆嘉庆的过渡期定位为清朝由盛世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我同意，而且甚至认为嘉庆元年正月初一的“传玺案”就是这段时期的最佳缩影。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探究乾隆和嘉庆在整个案件中扮所演的角色以及乾隆晚年对嘉庆新政短期和长期的不良影响。如何形容乾隆和嘉庆这对父子的微妙关系？他们到底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认为，嘉庆自始至终就如同乾隆手中的木偶，没有自由，没有主见。或许可以这样说，嘉庆不过充当了乾隆自编自导自演的“仿尧舜让位”历史闹剧中的配角；彰显乾隆“功遂身退”美德的宣传武器；掩饰乾隆追慕虚荣、沽名钓誉的一面纱布。我不是说嘉庆并非当皇帝的料，也没有否定乾隆选择他继承大统的决定，但我认为乾隆根本没有必要在自己头上悬挂着爷爷康熙的辉煌冠冕，并在世人面前借用儿子嘉庆一双无奈的手为他摘下来。乾隆除了兑现十七年前一条无关紧要的自定契约，将自己永远和圣祖仁皇帝相提并论外，只是成功为嘉庆塑造了一个既被动又无主的弱君形象，一个空有皇位但手无大宝的“假主”形象。这难道是大清朝指望的君主吗？
君主最重视的是自己的威信和权威，而一个处处被动又无奈的皇帝又怎能做到立威于朝，取信于人呢？徐干的《中论·爵禄》中写道：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圣人蹈机握杼，织成天地之化，使万物顺焉。一名君主要做到“织成天地之化”，位与势两者缺一不可，而乾隆“传位不传玺”的把戏只是给予嘉庆“立德之机”的皇位，却剥夺了他“行义之杼”的权势！孤坐在皇帝宝座上，面对着乾隆无情的谕旨，嘉庆只有瞠目结舌、望洋兴叹的份，只能指望纪昀、刘墉等立“中流砥柱”之功，这还哪里有半点君主应该有的气势？有位而无势、有名而无实，嘉庆皇帝如何行“蹈机握杼”之举，再次把大清朝带上另一座高峰呢？这就是舍不得“皇帝”的太上皇乾隆在他的彷徨徙倚中留给自己儿孙的历史难题，也是一道永远解答不了的难题。
乾隆一生喜欢自比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但我个人认为他更像唐玄宗李隆基。努力经营“开元盛世”又痛苦见证“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史评“成也玄宗，败也玄宗”。至于乾隆一生的功过是非是否够得上“成也乾隆，败也乾隆”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但他无疑在一桩“传玺案”中为后世埋下了深深的祸根。值得玩味的是，唐玄宗和乾隆帝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最后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这或许就是太上皇的归宿吧。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