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鼠”之道

西汉的东方朔在暗讽皇权专制的著作《答客难》中有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在他看来，当时的封建皇朝集权已将天下的人才贤哲收入其“毂”中，而他们的命运和志向都掌握在皇帝的一念之间。重用你，赏识你，你就是叱咤风云、睥睨群英的猛虎；忽略你，排斥你，你就只能堕落成髀肉复生、井渫未食的过街老鼠。东方朔空有一身济世安邦之才，但只能充当汉武帝业余娱乐节目的总监，“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持戟”。郁郁不得志的他情动而辞发，将自己比喻成皇帝“不用”的“鼠”，不仅抒发他怀才不遇、匏瓜徒悬的无奈之悲，而且也使“鼠”这字从此与“一事无成”、“无所作为”等卑劣之词分不开了。

其实比东方朔早几百年的秦朝中，杰出政治谋略家李斯曾对“鼠”做出更具体的分析和解释。李斯在政坛上纵横捭阖前只是一名掌管文书的小吏，身份卑微、默默无闻。一天，他在茅厕中看见一群焦头烂额的黑鼠在角落旁吃着人的粪便，而当它们一见到人或狗便慌不择路地四处窜逃，狼狈可笑之极。后来，他到仓库清点廪食储备时，却看见一群肥硕的仓鼠正自由自在地偷吃粮食，而对人视而不见。它们优哉游哉、从容不迫的表现彻底震慑了李斯的心灵，激动之余不由得发出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从此以后，下定决心要作一生“仓鼠”的李斯不劬辛劳地学习为官和权术之道，最后成为了秦朝的开国功臣、两世宰相。与东方朔不同的是，李斯并没有笼统地将“老鼠”视为贬义词，而是从一个横向的高度将为“鼠”之道与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或为冢中枯骨似的厕鼠也好、或为高枕无忧的仓鼠也罢，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和努力。这与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将自己的命运被动地寄托于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充分说明“鼠”在李斯看来并非完全的不肖之物，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主动做出选择。毋庸置疑，后者对“鼠”性和人性的探讨更具有积极突破的潜力，是我们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应该把握好的。这就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主体：为“鼠”的入世与脱世之道。

身为“老鼠”哲学奠基者和忠心实践者的李斯及其处世之道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李斯凭着过人的韬略和阴险的计谋登上了秦朝最高统治的舞台，可谓“山登绝顶我为峰”。浸泡在权势的光环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根本没有体会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只知道自己必须不断巩固权力和富贵，永远做只“仓鼠”。可以说，当年亲眼所见茅厕和仓库两派老鼠霄壤之别的“鼠”命已在李斯的心中扣上深深的烙印。对同样一个物体之间产生的绝对反差坚定了他的处世原则：要么做“仓鼠”，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以这种孤注一掷的思维考虑问题，李斯作的每一项决定就只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只要自己的利益稍微有所损害，他宁可放弃道德圭臬对自己理智上的约束也要确保自己不吃利益上的亏。对自身的“要求”这样高，怎能没有老子所说的“宠辱若惊”呢？ “宠辱若惊”就是一般世人即认为受宠非常高贵难得，又觉得受辱是最卑贱丢人的，所以面对两者都心惊胆战，唯恐受宠不能长保，而受辱随时都可能降身。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难道不是李斯过分要求自己不丧失“仓鼠”身份的结果吗？李斯对“利”和“义”的绝对化，导致他为了维护这个自身的“利”经常“背信弃义”，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与宦官赵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背弃秦始皇立扶苏为接班人的临终托付而改立胡亥为秦二世。在胡亥的重用下，李斯继续享有了作为秦朝宰相高度的宠幸丰厚俸禄，继续扮演他那“仓鼠”的角色，但得意忘形的他没有理解《周易·豫卦》中的一句话：“冥豫在上，何可长也？”纵情于享乐到了穷极之处，难道可以长久吗？不可能。

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成就他“仓鼠”使命的李斯最终被政治的斗争所打败了。这难道不迎合马克思那句名言：“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摧毁”吗？但我认为没这么简单。李斯这颗陨星的堕落固然离不开政敌无情的打压，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掌握好为“鼠”入世与脱世的道理。一生决心做“仓鼠”的他临死前终于醒悟了，说了这么一句对他一生可谓盖棺论定的话：“仓鼠上越高，摔越远。”爬到了绝顶的李斯忘了将自己的“老鼠”哲学与自然客观规律联系在一起，忘了就是最自由自在，最从容不迫，最优哉游哉的仓鼠也有它吃饱的时候，而吃饱的仓鼠再嚣张也一定会回到自己的鼠洞休息蛰伏。李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懂得狼吞虎咽、锋芒毕露，而没有顺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处世规则。

总结为“鼠”之道，我认为有两点尤其重要。第一，我们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转被动为主动，这样才能做到“月中丹桂自扶疏”（刘兼·《贻诸学意》）。第二，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不应过于张扬外露而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处盛时存衰时想，随时做好“拂衣归钓五湖春”的遁世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即成为“可用”之“鼠”，又能永葆“仓鼠”的无忧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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