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优•养忧
宋代文学家苏洵在其军事论文《心术》中阐述了养军之道：“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如此说来，不管是物质上、士气上或者是精神上，“养”一字是治军中最关键的，而只有通过恰如其分的“养”，一支军队才能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何谓“养”？“养”有多种意思，如给养、修养、培养、涵养、补养等，目的是就是让索“养”的对象更充实、更丰满，更有价值。那我们就得问，如今什么最值得我们“养”的呢？我的答案：优与忧。
先说“养优”。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有的则是后天学习而成的，而后者占的比例更高。一般人或许会纳闷，既然是所谓的优点，为什么还要花功夫去“养”它，而忽略了似乎更值得我们“养”的缺点呢？这岂不是本末倒置、荒诞不经之举吗？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养”“优点”非但极其重要，我甚至认为“养优”远比“养缺”紧要、迫切！对待自己的缺点，我们经常担心在自己没信心、没把握得领域中出丑，做起事来反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待优点，恐怕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下面，我将分四个题目一一说明。
第一，我们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过分高估自己的优点，结果是反而栽倒在“优点”上。这里我必须先说明，我们所谓的优点拥有两种表现形式：主观意义上的优点和客观意义上的优点。其中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是经过自我评议得出的结论，难免有一厢情愿、讳疾忌医之嫌；后者则是被公然承认的产无，显然更有保障、更有威信。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人的是以主观意义上的“优点”亮相的，而能够得到公众认可和赞誉的恐怕只有社会上各个领域中的泰山北斗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地否定一般人所谓主观意义上的优点，但值得我们考究的是一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点。
回到我的观点，一般人在无法以客观的角度评议自己的优点时，难免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过分高估自己的优点而酿成大祸。《管子·枢言》中说得好：“凡国之亡也，以其所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在管子看来，人很多时候之所以会败在自己的优点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拿捏好自己发挥优点时的“度”。就好比一个很会游泳的人，或者自认为很会游泳的人，我们一般都不会担心他在水里会出什么事，所谓如鱼得水嘛！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善游者对自己游泳技术太有自信了，以致产生“水深乎，何于与吾哉”的错误想法，越游越远，越游越深，最后“沉溺”在自己的“绝技”上。善游者的悲剧下场只能归咎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自己优点上的“度”，没有适中而行，最后是“过犹不及”。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对待自己的“优点”时应该尽可能作客观的评价，而千万不能一意孤行、闭门造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可以更准确的把握其中的“度”，应用起来也就能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从绝对的偏颇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优点”，因为优点和缺点毕竟是相对形成的。《道德经·第二章》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美一旦产生，一旦受到公认，丑的一面也就相对而产生了；善良一旦产生，一旦被赞誉，不善良随即也就面世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美”和“善”并没有永恒的一定之规，而是会随着环境、时代、人情的瞬息万变而跟着改变的。由此类推，我们所谓的优点只是相对而形成的。在我们“优点”的相对面固然可能是他人的“缺点”，但我们又如何保证自己的优点不可能就是其他人“优点”相对面的“缺点”呢？
如此说来，我们难道能够对自己的优点放纵自由吗？既然不能够，我们就有义务“养优”，而出发点就是以一种客观、虚心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优点，尽可能掌握优点中的“度”，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由驰骋、发挥自如！
第二，我们的优点固然是我们立身处世的重要支撑点，但它决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支撑点。在今天姹紫嫣红、多姿多彩的万千世界中，尤其如此。《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的一句话意味深长：“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际，非一代之智也。”既然稀世珍贵的裘毛衣由无数的精选狐腋组成、华丽壮观的高台由无数的顶级木料组成、夏商周治国安邦的智慧由无数的圣贤志士雷击而成的，我们作为世界中顶天立地的个体难道只能由一项优点组成吗？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能够仅凭一项优点立足于世吗？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如果一个人的优点是天下公认的，甚至是天下首屈一指的，他还需要担心仅凭“天下第一”技不能在世上立足吗？我的答案：绝对需要。抗金名将岳飞岳武穆在一生驰骋战场，凭着自己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和气壮山河的勇气多次挫败金兵，他的谋略和胆识无疑是公认的优点，但岳飞难道仅仅只会打打战、耍耍枪吗？在寒雪中勤奋练武的佳话源自谁的童年故事？千古绝唱的“满江红”出自谁的手笔？“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精神是谁终身的寄托？岳飞最终成就了他永不磨灭的英雄形象，从而凸现了集众“优点”于一身的重要性。
当然，仅凭一身“绝技”尝试立足于世的人也有。明洪武年间的宰相，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任宰相的胡惟庸就是典型的一个。胡惟庸凭着巧舌如簧亲近了当时的宰相李善长，从而开始了他的仕途。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他极尽拍马溜须、阿谀奉承之能事，博得龙颜大悦，在官场上一步登天，甚至替代了他当年的保举人李善长而任了宰相。缺乏真才实学的胡惟庸只能通过巧言令色继续受到皇帝的重用，而当朱元璋逐渐发现此人阴险狡诈的真面目时，胡惟庸已经在朝廷中结帮拉派，组成一个足与皇帝抗衡的政治势力，图谋不轨之心可谓“路人皆知”。胡惟庸帮最后被朱元障果断地铲除了，而胡惟庸本人也以车裂的残酷刑法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这里必须强调，我们所谓的优点不仅仅是指技术性的强项（善于写文章、善于辩论、善于修理机器），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体现我们品德标准、价值取向的“优点”。岳飞的忠孝和勤奋就是这样的优良体现。相反的，胡惟庸由于没有这些价值取向的“优点”，所以只能以“狡辩”的技术性“优点”存身，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有鉴于此，“养优”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自己积累更多的优点，正所谓多多益善。当然，积累优点一点也不简单。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中对研究学问的一些方法在这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王安石认为治学有三个层次。首先，我们必须有“志”，即志气和志向。其次，我们必须有“力”，即配合自己实心的实力。最后，我们必须能做到“物以相之”，就是引导环境中的外物力帮助我们，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要掌握更多的优点，在锻炼自己心志，决意付诸实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从环境中索取资源壮大自己。亲近良师益友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求学态度就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能够这样虚心学习，掌握更多新优点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养优”的第三个重要主题就是适当使用优点。不管我们的“优点”是主观意义上或者是客观意义上的，无可质疑的是这些优点是相对于我们其他弱势素质而建立的。比如一名网球员，他的优点肯定是打网球而不是相对来说较少接触的篮球。就算他会打篮球，他的技巧把握、熟悉程度决不及网球。如此说来，网球员在更多情况下更愿意在网球场上大显身手，对篮球场的态度恐怕是能避开就避开吧。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网球场”，不能保证一定有机会发挥自己擅长的“网球绝技”。更何况很多时候事与愿违，我们经常被推进“篮球场”中，被迫“打篮球”。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努力掌握“篮球技术”，尽快跟得上潮流。二，不管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网球场”或“篮球场”，一律以“网球绝技”应付。有人可能会说，在“篮球场”上“打网球”，不切实际吧！没错，但这同时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重现实问题。
南宋的周必大在《二老堂杂志》中说道：“井蛙不可以语海，其见小也。骅骝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虽殊，其不适用一也。”井蛙的“见小”就好比我们的小“优点”，骅骝的“用大”好比我们的大“优点”，但不管是小优点还是大优点，井蛙和骅骝都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优点，关键是“适用”二字！当然，我们一般希望自己的优点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扫除我们走向成功的所有荆棘和路障，但事实是天底下没有这样万能的优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不断追求新的知识，掌握新的优点应对新的局势。人与井蛙和骅骝的根本差别再于我们有意识、有灵性，而重点就是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意识和灵性为自己开辟新天地。由此可见，“养优”不仅是简单的培养我们已有的优点，它同时也“补养”我们的不足之处。只有当局部的优点得到补养河培养，我们作为人这个独立的整体才能称得上“优秀”。
“养优”的最后一点主要从“涵养”，“蓄养”说起。尤其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社会中，自己拥有一项较他人“突出”的优点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但庆贺归庆贺，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彰显和炫耀。《周易·坤》中的“含章可贞”，阐述一个君子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优点”，从而将体现君子的品质和修养来。《周易》的坤卦体现君子柔和的美德，而组成柔和美德的主要环节就是“含章”，即含蓄地、不彰显地对待自己的优点或优势。我们前面一再说过，一个人的“优点”是相对而形成的，而所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我们作为沧海之一粟、天地间之蜉蝣，更应该诚惶诚恐地看待自己的长处，而不应飞扬跋扈、唯我独尊。
孔老夫子作为一个成功的教匠，培养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学生，但他从不提倡“师为徒纲”的观念。在他看来，天底下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只能用我们有限的一生去尽心体会其中的奥妙。正因为如此，他深信教师的职责只是打开学生向学的一扇窗，传授其有效的读书方法和学习技巧，让学生自己去领悟世间的道理。孔子决不会仗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履历逼迫学生遵循他的学说，而是通过一种非常含蓄内敛、和蔼可亲的教育方式启发学生的心智和悟性。孔子的这种教学方式就是“含章可贞”的典型表现。
“养优”的理论基础其实建立在人的许多缺陷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优点”，但伴随着这些“优点”的就有人的过分自信、过分单一、过分运用和过分彰显。“养优”的目的就是将这些“过分”清除掉，让人在发挥自己各项“优点”时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应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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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养优”以外，另外值得我们认真“养”的就是“忧”，也就是“忧患意识”。可以这么说，忧患意识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根本所在。它影响着我们事业中的大小决策，关系着我们生活中的祸福吉凶，甚至主宰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兴盛衰亡。亚圣孟子曾经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古人对忧患意识的重视和认可。我非常欣赏孟子这种心怀寰宇的广阔胸襟，但我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未免太悲观了；我们何尝不能既“生于忧患”而同时又“生于安乐”呢？这一生一死、忧患与安乐难道一定得是矛盾、抵触的吗？当然，孟子在这里是要凸现“生于忧患”的意义，强调我们活在世上就应该以“忧国、忧民、忧己”为一生的使命。尽管这样，我们难道不能在拥有忧患意识的前提下，享受由忧患意识而带来的“安乐”吗？我认为一生的安乐只有建立在一种忧患意识的基础上才是最稳固、最长久的。
如何才能做到“生于忧患，生于安乐”呢？宋代杰出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慷慨激昂的感叹千古传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范仲淹这句话的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谓众说纷纭，我在这里不讨论。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品读琢磨这句话的含义，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生于忧患，生于安乐”的真实写照。范仲淹这里提到的是先后的次序问题，与孟子生死“两极”的表述大相径庭。由此可见，范仲淹并不反对“生于安乐”，只是着重于“忧”而已。当然，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问题在于，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先”于“天下”而忧呢？能做到“先”他人而忧已属不易，更何况必须在所有人之前开始忧患呢！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给了我们答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思是不让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情绪扰乱心系天下的坚强意志。这里所体现的已经不是“忘我”的境界，而是远远超越它的“忘我存世”的境界了！有趣的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之前从来没有去过一趟岳阳楼，最终却能写出如此传神的不朽之作。这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老人家“忘我存世”的伟大境界吗？
“伟大的”是我们非常佩服推崇的，但更多时候“伟大的”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望尘莫及。我们一般世人不要说能否无偏无私地心系天下，就是自己有没有基本的忧患意识也很难说。范仲淹的这句话唱出了他的理想和憧憬，但同时也揭示出他对现实生活的万般无奈。“阳春白雪”学不来，我们难道就不再学了吗？不然。如果说追求安乐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那忧患意识无疑就是警醒我们的晨钟暮鼓。若我们连晨钟暮鼓也听不进去，敲响在我们耳边的迟早就是不可挽回的丧钟了。
忧患意识固然少不得，但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忧患对象和忧患意识。我在这里做一个大致上的分类：领导人和一般人。先说前者。顾名思义，一个领导人的职责就是领导他的集团和集团中的人，所以他必须承受的忧患负担远比一般人重。我们就拿国家领导人来说吧。身为一个优秀全国人民的领导人，具备宏远的大局观是非常重要。《说宛·权谋》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夫智者举事也，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简单来说就是核心的四个字，“居安思危”。身处清平盛世之时，浸泡在一片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中的我们是很容易忘记什么是忧患的。卓越的领导人意识到“福兮祸所伏”，所以越是处于顺境，越是提高警觉，随时做好应付逆境的充分准备。我们经常说“居安思危”，但“居安思危”不单单是在安定的环境中不时想着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它更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身边发生的事，关注事物发展的趋势，唯恐发现有什么异样。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安全，而“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必须贯彻领导人每日的议事章程，影响着他们的所有重大决策。
《尚书·太甲上》记载着贤相伊尹为商朝的第二代君主述说成汤政治上的表现，里头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先王（指成汤）昧丕显，坐以待旦…”意思是成汤夙兴夜寐，非常勤政，在天将明而未明之际就坐起身来静思自己天明后要处理的政事，一直正襟危坐至天明。成汤在《尚书·汤诰》中解释他勤政的原因：“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畏惧，若将陨于深渊。”上下者，天地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成汤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将得罪天地，以致内心战栗惊恐，好像将坠入万丈深渊一样。我们要知道商朝是非常重鬼神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成汤唯恐“获戾于上下”的心理。当然，我们今天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批判鬼神论，但成汤这种唯恐自己没能有效实行仁政的忧患意识难道不是所有国家领导人应该秉承的吗？我相信“居安思危”这种高贵的精神是穿越时空和空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为祸患不管是静态的隐藏着还是动态的暴露着，它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身旁。魏征刻骨铭心的名言就是最好的概括：“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
对优秀的国家领导人而言，“忧国忧民”四个字应该是他们的座右铭。《孟子·梁惠王》中说道：“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着，民亦乐其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作为国家领导人就有义务为民生忧虑，唯恐人民基本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再来看孟子这句话中语句的结构。领导人必须先“忧民之忧”，民才会“亦忧其忧”。当然君和民的关系是双向互利的，但孟子强调君主必须采取主动“忧国忧民”，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人民向自己求救。实际上，这就是领导人和一般人在忧患意识上的分水岭。前者的责任和使命比后者重大，因为他必须担负千百万人民的“忧”。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能做到“忧以天下”，恐怕离范仲淹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何愁不能“王天下”？当然，虽说只是一步之遥，但古往今来真正迈出这一步的国家领导人还是非常少的。我们真诚希望这样的领导人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挺身而出，带领我们走上璀璨亮丽的康庄大道。这可能只是一场梦，但我们愿意做这样的梦。
说完了领导人的“养忧之道”，我们再来讨论一般人应该拥有的忧患意识。第一，还是“居安思危”。领导人的“居安思危”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一般人最基本必须做到自身的“居安思危”。简而言之，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注意和观察可能会带给自己不测的状况并及早作出预防的准备，正所谓“防患于未然”。当然，如果能够推己及人，为自己的家人而忧患，为自己的社区而忧患，以致为自己的国家而忧患，这是再好不过了。
第二，“忧不足”，即忧钱财的不足，忧学识的不足，忧经验的不足等。我们只有认识了自己的不足后才能补不足，而只有补了自己的不足后，我们才能成为社会上更充实、更有作为的人。有些人可能会问，何必忧不足呢？知足者常乐嘛！这里我必须先说明，我非常敬佩真正意义上的知足者，因为他们能够毫无遗憾地解下世俗的包袱，心满意足地说：“我足矣！”道德经中曾经提到“知足者富”，而在这句话的上面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充分了解他人的优劣只能算是有智慧，而只有完全了解自己的人才称得上精明；打败对方只能算是自己有力，但只有完全战胜自己的欲望才称得上坚强。由此可见，“知足者富”必须建立在完全了解自己、完全战胜自己欲望的基础上。试问，天地下真能做到的能有几个呢？
孔子说：“君子器之。”人就好比容器，而既然是“容器”就必定有其限定的容量。换句话说，人能吸收的、接受的都有限，所谓“水满则溢”、“人太满则天概之”（《管子·枢言》）问题是，我们一般人如何能够正确判断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又有谁能够“测量”出自己真实的“容量”呢？既然我们很难做到上述的“自知者明”和“自胜者强”，我们又如何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足者”，毫无遗憾地解下世俗的包袱而满意地说：“我足矣”呢？
所以，我以为在真正的“知足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忧不足”上。这里要说明，“忧不足”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正面和负面。正面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忧不足以补不足，补不足以提高自己的水准和价值；负面则是所谓的“欲壑难填”，担心自己物质上的不足。钱财固然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应该把心力投注在更高尚、更有长久意义的精神上，实行我们的“养忧之道”。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列子》中的一篇以忧患意识为主体的“杞人忧天”。毋庸置疑，“杞人忧天”这故事中的主人公杞人历来一直是人们嘲讽的目标，主要是讽刺他庸人自扰、不切实际、自讨苦吃。杞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确实是既滑稽又可笑，但如果我们细细品味《列子》中这段不长不短的文字时，我们发觉更多的是杞人的悲剧色彩。杞人忧虑头上天空会塌下来，脚底下的土地会裂开，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强调的“忧患意识”。虽然文中没有明说，但当我们读到杞人胆战心惊、寝食难安的窘况时，我们是否可以推断他不仅担心自己遭殃，骨子里也在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可能遭殃而忧愁。这难道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种特殊表现吗？杞人“忧天”、“忧地”、“忧人”、“忧己”，可以说完全具备忧患意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忧患的角度完全错了。
杞人观察事物很仔细，但他观察的角度不科学、不理智。他没有想到天既然会塌下来，为何在他的千百年前一直都没有塌下来呢？当然，以我们今天发达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更是不能理解杞人的想法，但这篇故事依旧不失为一个警告，警告我们在做任何推断时必须客观理智，否则不但一无所获，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可以这么说，我们应该乐观地，理想化地迎接生命中希望的曙光，但我们同时也要理智地，甚至悲观地直视祸患无情的阴影。若能做到这样，我们或许就离“生于忧患，生于安乐” 不远了。
苏洵的《心术》从保存士气、提高将军素质和加深将士之间的关系等角度阐述他的军事思想，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是贯穿这篇文章的主线。同样的，“养优千日”也好，“养忧千日”也罢，我们都希望能够“用在一时”，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散发出闪烁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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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养优”。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有的则是后天学习而成的，而后者占的比例更高。一般人或许会纳闷，既然是所谓的优点，为什么还要花功夫去“养”它，而忽略了似乎更值得我们“养”的缺点呢？这岂不是本末倒置、荒诞不经之举吗？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养”“优点”非但极其重要，我甚至认为“养优”远比“养缺”紧要、迫切！对待自己的缺点，我们经常担心在自己没信心、没把握得领域中出丑，做起事来反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待优点，恐怕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下面，我将分四个题目一一说明。
第一，我们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过分高估自己的优点，结果是反而栽倒在“优点”上。这里我必须先说明，我们所谓的优点拥有两种表现形式：主观意义上的优点和客观意义上的优点。其中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是经过自我评议得出的结论，难免有一厢情愿、讳疾忌医之嫌；后者则是被公然承认的产无，显然更有保障、更有威信。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人的是以主观意义上的“优点”亮相的，而能够得到公众认可和赞誉的恐怕只有社会上各个领域中的泰山北斗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地否定一般人所谓主观意义上的优点，但值得我们考究的是一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点。
回到我的观点，一般人在无法以客观的角度评议自己的优点时，难免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过分高估自己的优点而酿成大祸。《管子·枢言》中说得好：“凡国之亡也，以其所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在管子看来，人很多时候之所以会败在自己的优点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拿捏好自己发挥优点时的“度”。就好比一个很会游泳的人，或者自认为很会游泳的人，我们一般都不会担心他在水里会出什么事，所谓如鱼得水嘛！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善游者对自己游泳技术太有自信了，以致产生“水深乎，何于与吾哉”的错误想法，越游越远，越游越深，最后“沉溺”在自己的“绝技”上。善游者的悲剧下场只能归咎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自己优点上的“度”，没有适中而行，最后是“过犹不及”。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对待自己的“优点”时应该尽可能作客观的评价，而千万不能一意孤行、闭门造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可以更准确的把握其中的“度”，应用起来也就能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从绝对的偏颇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优点”，因为优点和缺点毕竟是相对形成的。《道德经·第二章》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美一旦产生，一旦受到公认，丑的一面也就相对而产生了；善良一旦产生，一旦被赞誉，不善良随即也就面世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美”和“善”并没有永恒的一定之规，而是会随着环境、时代、人情的瞬息万变而跟着改变的。由此类推，我们所谓的优点只是相对而形成的。在我们“优点”的相对面固然可能是他人的“缺点”，但我们又如何保证自己的优点不可能就是其他人“优点”相对面的“缺点”呢？
如此说来，我们难道能够对自己的优点放纵自由吗？既然不能够，我们就有义务“养优”，而出发点就是以一种客观、虚心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优点，尽可能掌握优点中的“度”，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由驰骋、发挥自如！
第二，我们的优点固然是我们立身处世的重要支撑点，但它决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支撑点。在今天姹紫嫣红、多姿多彩的万千世界中，尤其如此。《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的一句话意味深长：“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际，非一代之智也。”既然稀世珍贵的裘毛衣由无数的精选狐腋组成、华丽壮观的高台由无数的顶级木料组成、夏商周治国安邦的智慧由无数的圣贤志士雷击而成的，我们作为世界中顶天立地的个体难道只能由一项优点组成吗？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能够仅凭一项优点立足于世吗？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如果一个人的优点是天下公认的，甚至是天下首屈一指的，他还需要担心仅凭“天下第一”技不能在世上立足吗？我的答案：绝对需要。抗金名将岳飞岳武穆在一生驰骋战场，凭着自己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和气壮山河的勇气多次挫败金兵，他的谋略和胆识无疑是公认的优点，但岳飞难道仅仅只会打打战、耍耍枪吗？在寒雪中勤奋练武的佳话源自谁的童年故事？千古绝唱的“满江红”出自谁的手笔？“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精神是谁终身的寄托？岳飞最终成就了他永不磨灭的英雄形象，从而凸现了集众“优点”于一身的重要性。
当然，仅凭一身“绝技”尝试立足于世的人也有。明洪武年间的宰相，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任宰相的胡惟庸就是典型的一个。胡惟庸凭着巧舌如簧亲近了当时的宰相李善长，从而开始了他的仕途。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他极尽拍马溜须、阿谀奉承之能事，博得龙颜大悦，在官场上一步登天，甚至替代了他当年的保举人李善长而任了宰相。缺乏真才实学的胡惟庸只能通过巧言令色继续受到皇帝的重用，而当朱元璋逐渐发现此人阴险狡诈的真面目时，胡惟庸已经在朝廷中结帮拉派，组成一个足与皇帝抗衡的政治势力，图谋不轨之心可谓“路人皆知”。胡惟庸帮最后被朱元障果断地铲除了，而胡惟庸本人也以车裂的残酷刑法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这里必须强调，我们所谓的优点不仅仅是指技术性的强项（善于写文章、善于辩论、善于修理机器），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体现我们品德标准、价值取向的“优点”。岳飞的忠孝和勤奋就是这样的优良体现。相反的，胡惟庸由于没有这些价值取向的“优点”，所以只能以“狡辩”的技术性“优点”存身，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有鉴于此，“养优”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自己积累更多的优点，正所谓多多益善。当然，积累优点一点也不简单。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中对研究学问的一些方法在这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王安石认为治学有三个层次。首先，我们必须有“志”，即志气和志向。其次，我们必须有“力”，即配合自己实心的实力。最后，我们必须能做到“物以相之”，就是引导环境中的外物力帮助我们，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要掌握更多的优点，在锻炼自己心志，决意付诸实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从环境中索取资源壮大自己。亲近良师益友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求学态度就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能够这样虚心学习，掌握更多新优点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养优”的第三个重要主题就是适当使用优点。不管我们的“优点”是主观意义上或者是客观意义上的，无可质疑的是这些优点是相对于我们其他弱势素质而建立的。比如一名网球员，他的优点肯定是打网球而不是相对来说较少接触的篮球。就算他会打篮球，他的技巧把握、熟悉程度决不及网球。如此说来，网球员在更多情况下更愿意在网球场上大显身手，对篮球场的态度恐怕是能避开就避开吧。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网球场”，不能保证一定有机会发挥自己擅长的“网球绝技”。更何况很多时候事与愿违，我们经常被推进“篮球场”中，被迫“打篮球”。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努力掌握“篮球技术”，尽快跟得上潮流。二，不管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网球场”或“篮球场”，一律以“网球绝技”应付。有人可能会说，在“篮球场”上“打网球”，不切实际吧！没错，但这同时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重现实问题。
南宋的周必大在《二老堂杂志》中说道：“井蛙不可以语海，其见小也。骅骝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虽殊，其不适用一也。”井蛙的“见小”就好比我们的小“优点”，骅骝的“用大”好比我们的大“优点”，但不管是小优点还是大优点，井蛙和骅骝都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优点，关键是“适用”二字！当然，我们一般希望自己的优点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扫除我们走向成功的所有荆棘和路障，但事实是天底下没有这样万能的优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不断追求新的知识，掌握新的优点应对新的局势。人与井蛙和骅骝的根本差别再于我们有意识、有灵性，而重点就是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意识和灵性为自己开辟新天地。由此可见，“养优”不仅是简单的培养我们已有的优点，它同时也“补养”我们的不足之处。只有当局部的优点得到补养河培养，我们作为人这个独立的整体才能称得上“优秀”。
“养优”的最后一点主要从“涵养”，“蓄养”说起。尤其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社会中，自己拥有一项较他人“突出”的优点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但庆贺归庆贺，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彰显和炫耀。《周易·坤》中的“含章可贞”，阐述一个君子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优点”，从而将体现君子的品质和修养来。《周易》的坤卦体现君子柔和的美德，而组成柔和美德的主要环节就是“含章”，即含蓄地、不彰显地对待自己的优点或优势。我们前面一再说过，一个人的“优点”是相对而形成的，而所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我们作为沧海之一粟、天地间之蜉蝣，更应该诚惶诚恐地看待自己的长处，而不应飞扬跋扈、唯我独尊。
孔老夫子作为一个成功的教匠，培养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学生，但他从不提倡“师为徒纲”的观念。在他看来，天底下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只能用我们有限的一生去尽心体会其中的奥妙。正因为如此，他深信教师的职责只是打开学生向学的一扇窗，传授其有效的读书方法和学习技巧，让学生自己去领悟世间的道理。孔子决不会仗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履历逼迫学生遵循他的学说，而是通过一种非常含蓄内敛、和蔼可亲的教育方式启发学生的心智和悟性。孔子的这种教学方式就是“含章可贞”的典型表现。
“养优”的理论基础其实建立在人的许多缺陷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优点”，但伴随着这些“优点”的就有人的过分自信、过分单一、过分运用和过分彰显。“养优”的目的就是将这些“过分”清除掉，让人在发挥自己各项“优点”时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应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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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养优”以外，另外值得我们认真“养”的就是“忧”，也就是“忧患意识”。可以这么说，忧患意识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根本所在。它影响着我们事业中的大小决策，关系着我们生活中的祸福吉凶，甚至主宰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兴盛衰亡。亚圣孟子曾经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古人对忧患意识的重视和认可。我非常欣赏孟子这种心怀寰宇的广阔胸襟，但我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未免太悲观了；我们何尝不能既“生于忧患”而同时又“生于安乐”呢？这一生一死、忧患与安乐难道一定得是矛盾、抵触的吗？当然，孟子在这里是要凸现“生于忧患”的意义，强调我们活在世上就应该以“忧国、忧民、忧己”为一生的使命。尽管这样，我们难道不能在拥有忧患意识的前提下，享受由忧患意识而带来的“安乐”吗？我认为一生的安乐只有建立在一种忧患意识的基础上才是最稳固、最长久的。
如何才能做到“生于忧患，生于安乐”呢？宋代杰出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慷慨激昂的感叹千古传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范仲淹这句话的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谓众说纷纭，我在这里不讨论。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品读琢磨这句话的含义，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生于忧患，生于安乐”的真实写照。范仲淹这里提到的是先后的次序问题，与孟子生死“两极”的表述大相径庭。由此可见，范仲淹并不反对“生于安乐”，只是着重于“忧”而已。当然，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问题在于，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先”于“天下”而忧呢？能做到“先”他人而忧已属不易，更何况必须在所有人之前开始忧患呢！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给了我们答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思是不让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情绪扰乱心系天下的坚强意志。这里所体现的已经不是“忘我”的境界，而是远远超越它的“忘我存世”的境界了！有趣的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之前从来没有去过一趟岳阳楼，最终却能写出如此传神的不朽之作。这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老人家“忘我存世”的伟大境界吗？
“伟大的”是我们非常佩服推崇的，但更多时候“伟大的”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望尘莫及。我们一般世人不要说能否无偏无私地心系天下，就是自己有没有基本的忧患意识也很难说。范仲淹的这句话唱出了他的理想和憧憬，但同时也揭示出他对现实生活的万般无奈。“阳春白雪”学不来，我们难道就不再学了吗？不然。如果说追求安乐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那忧患意识无疑就是警醒我们的晨钟暮鼓。若我们连晨钟暮鼓也听不进去，敲响在我们耳边的迟早就是不可挽回的丧钟了。
忧患意识固然少不得，但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忧患对象和忧患意识。我在这里做一个大致上的分类：领导人和一般人。先说前者。顾名思义，一个领导人的职责就是领导他的集团和集团中的人，所以他必须承受的忧患负担远比一般人重。我们就拿国家领导人来说吧。身为一个优秀全国人民的领导人，具备宏远的大局观是非常重要。《说宛·权谋》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夫智者举事也，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简单来说就是核心的四个字，“居安思危”。身处清平盛世之时，浸泡在一片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中的我们是很容易忘记什么是忧患的。卓越的领导人意识到“福兮祸所伏”，所以越是处于顺境，越是提高警觉，随时做好应付逆境的充分准备。我们经常说“居安思危”，但“居安思危”不单单是在安定的环境中不时想着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它更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身边发生的事，关注事物发展的趋势，唯恐发现有什么异样。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安全，而“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必须贯彻领导人每日的议事章程，影响着他们的所有重大决策。
《尚书·太甲上》记载着贤相伊尹为商朝的第二代君主述说成汤政治上的表现，里头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先王（指成汤）昧丕显，坐以待旦…”意思是成汤夙兴夜寐，非常勤政，在天将明而未明之际就坐起身来静思自己天明后要处理的政事，一直正襟危坐至天明。成汤在《尚书·汤诰》中解释他勤政的原因：“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畏惧，若将陨于深渊。”上下者，天地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成汤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将得罪天地，以致内心战栗惊恐，好像将坠入万丈深渊一样。我们要知道商朝是非常重鬼神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成汤唯恐“获戾于上下”的心理。当然，我们今天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批判鬼神论，但成汤这种唯恐自己没能有效实行仁政的忧患意识难道不是所有国家领导人应该秉承的吗？我相信“居安思危”这种高贵的精神是穿越时空和空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为祸患不管是静态的隐藏着还是动态的暴露着，它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身旁。魏征刻骨铭心的名言就是最好的概括：“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
对优秀的国家领导人而言，“忧国忧民”四个字应该是他们的座右铭。《孟子·梁惠王》中说道：“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着，民亦乐其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作为国家领导人就有义务为民生忧虑，唯恐人民基本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再来看孟子这句话中语句的结构。领导人必须先“忧民之忧”，民才会“亦忧其忧”。当然君和民的关系是双向互利的，但孟子强调君主必须采取主动“忧国忧民”，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人民向自己求救。实际上，这就是领导人和一般人在忧患意识上的分水岭。前者的责任和使命比后者重大，因为他必须担负千百万人民的“忧”。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能做到“忧以天下”，恐怕离范仲淹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何愁不能“王天下”？当然，虽说只是一步之遥，但古往今来真正迈出这一步的国家领导人还是非常少的。我们真诚希望这样的领导人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挺身而出，带领我们走上璀璨亮丽的康庄大道。这可能只是一场梦，但我们愿意做这样的梦。
说完了领导人的“养忧之道”，我们再来讨论一般人应该拥有的忧患意识。第一，还是“居安思危”。领导人的“居安思危”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一般人最基本必须做到自身的“居安思危”。简而言之，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注意和观察可能会带给自己不测的状况并及早作出预防的准备，正所谓“防患于未然”。当然，如果能够推己及人，为自己的家人而忧患，为自己的社区而忧患，以致为自己的国家而忧患，这是再好不过了。
第二，“忧不足”，即忧钱财的不足，忧学识的不足，忧经验的不足等。我们只有认识了自己的不足后才能补不足，而只有补了自己的不足后，我们才能成为社会上更充实、更有作为的人。有些人可能会问，何必忧不足呢？知足者常乐嘛！这里我必须先说明，我非常敬佩真正意义上的知足者，因为他们能够毫无遗憾地解下世俗的包袱，心满意足地说：“我足矣！”道德经中曾经提到“知足者富”，而在这句话的上面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充分了解他人的优劣只能算是有智慧，而只有完全了解自己的人才称得上精明；打败对方只能算是自己有力，但只有完全战胜自己的欲望才称得上坚强。由此可见，“知足者富”必须建立在完全了解自己、完全战胜自己欲望的基础上。试问，天地下真能做到的能有几个呢？
孔子说：“君子器之。”人就好比容器，而既然是“容器”就必定有其限定的容量。换句话说，人能吸收的、接受的都有限，所谓“水满则溢”、“人太满则天概之”（《管子·枢言》）问题是，我们一般人如何能够正确判断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又有谁能够“测量”出自己真实的“容量”呢？既然我们很难做到上述的“自知者明”和“自胜者强”，我们又如何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足者”，毫无遗憾地解下世俗的包袱而满意地说：“我足矣”呢？
所以，我以为在真正的“知足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忧不足”上。这里要说明，“忧不足”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正面和负面。正面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忧不足以补不足，补不足以提高自己的水准和价值；负面则是所谓的“欲壑难填”，担心自己物质上的不足。钱财固然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应该把心力投注在更高尚、更有长久意义的精神上，实行我们的“养忧之道”。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列子》中的一篇以忧患意识为主体的“杞人忧天”。毋庸置疑，“杞人忧天”这故事中的主人公杞人历来一直是人们嘲讽的目标，主要是讽刺他庸人自扰、不切实际、自讨苦吃。杞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确实是既滑稽又可笑，但如果我们细细品味《列子》中这段不长不短的文字时，我们发觉更多的是杞人的悲剧色彩。杞人忧虑头上天空会塌下来，脚底下的土地会裂开，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强调的“忧患意识”。虽然文中没有明说，但当我们读到杞人胆战心惊、寝食难安的窘况时，我们是否可以推断他不仅担心自己遭殃，骨子里也在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可能遭殃而忧愁。这难道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种特殊表现吗？杞人“忧天”、“忧地”、“忧人”、“忧己”，可以说完全具备忧患意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忧患的角度完全错了。
杞人观察事物很仔细，但他观察的角度不科学、不理智。他没有想到天既然会塌下来，为何在他的千百年前一直都没有塌下来呢？当然，以我们今天发达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更是不能理解杞人的想法，但这篇故事依旧不失为一个警告，警告我们在做任何推断时必须客观理智，否则不但一无所获，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可以这么说，我们应该乐观地，理想化地迎接生命中希望的曙光，但我们同时也要理智地，甚至悲观地直视祸患无情的阴影。若能做到这样，我们或许就离“生于忧患，生于安乐” 不远了。
苏洵的《心术》从保存士气、提高将军素质和加深将士之间的关系等角度阐述他的军事思想，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是贯穿这篇文章的主线。同样的，“养优千日”也好，“养忧千日”也罢，我们都希望能够“用在一时”，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散发出闪烁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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