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侯列传》的启示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是汉朝大将韩信因谋反罪被汉高祖刘邦拘捕后发出的一段充满怨愤和委屈的慨叹，不但毫无忌讳地戳破刘邦卸磨杀驴的阴险用意，同时也形成了概括整个汉朝初年君臣恩怨史的中心句。
韩信一生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立功无数，“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换句话说，中原北方的大片国土几乎都是韩信一手为刘邦争夺过来的，为刘邦消灭项羽、平定天下排除障碍，打好坚如磐石的基础，“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居此首功的韩信封王进爵、配享太庙可谓一点也不过份，为何会落得置身縲绁，身败名裂？在战场上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在敌营间折冲樽俎、随心所欲，具备军事天才的韩信又为何在政治舞台上栽了大跟头呢？
我们再来看汉高祖刘邦。《汉书·高祖纪》中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灵活用人、知人善任在历史上是普遍公认的，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刘邦先进、开明的用人策略就是楚汉相争中的转捩点，成为划出楚王和汉王之间“孰高孰下”的一道分水岭。《淮阴侯列传》中同样大力渲染了刘邦的用人艺术。在一次刘邦和韩信的交谈中（此时韩信已被降为淮阴侯），两人讨论了彼此的用兵能力。韩信心直口快地指出自己用兵是“多多益善”，而刘邦只能统领十万军队，可见在韩信眼里刘邦的军事才能非常有限，根本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耐人寻味的是，韩信接着解释自己为何最终成了刘邦的釜底游鱼、瓮中之鳖，英雄无用武之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好一个“将将”，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形神俱全地表现出刘邦独特的用人风格和魄力。问题是，就在这样一个具备独特用人风格和魄力的汉高祖刘邦身上，却一次又一次地导演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君臣悲剧。这又是为什么呢？
《淮阴侯列传》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重量级的篇章，其历史意义可以和《高祖本纪》和《项王本纪》相媲美。其中不但描述了韩信这位秦末汉初人物丰富多彩的人生事迹，刻画出一名军事奇才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含蓄而又深刻地为后人解读了汉朝初期的君臣恩怨史。《淮阴侯列传》作为一段汉初君臣恩怨史的缩影，当然拥有它时代背景的局限性，但它同时为我们留下很多具有教益意义的道理和启示，是我们应该积极继承的精神遗产。
首先，我们谈谈刘韩君臣间的交流和沟通。在《淮阴侯列传》中，刘邦和韩信近距离交流并交换意见的事例有三。第一，刘邦经萧何的大力推荐，封韩信为汉军大将，并向他请教统一天下的方略。韩信以刘邦和项羽两人的比较为主线展开了一番宏论，总结出项羽的个人素质虽然比刘邦高，但刘邦拥有两样重要优势：民心和人才。韩信认为刘邦只要能顺应民心、重用贤才，打败项羽就如同囊中探物。对于韩信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略，刘邦大为赞叹，颇有相见恨晚之意。第二，就是我们在前面介绍的韩信被刘邦拘捕的情况。当时韩信对自己的悲惨命运发出慨叹后，刘邦只是冷冷的答复他四个字“人告公反”。第三，就是刘邦和韩信在席上的一段对彼此军事才能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君臣的直面交流出现异乎寻常的反差；前者表现的是一幅君臣和乐融融、志同道合的情景，而后者却刻画出两者反目成仇、不共戴天的狰狞面目！
我们必须了解，第二次刘韩君臣的直面交流拥有这样一个背景。汉六年的一天，有人举报韩信谋反。刘邦按照陈平的计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是要在云梦泽会见诸侯，实际上是偷袭韩信所处的出国。本无反义的韩信措手不及，顿时起了反心，但后来心里想自己无愧于刘邦，于是又打消了举兵的念头。就在他踯躅犹豫之际，刘邦趁韩信拜见自己的时机，将“罪犯”韩信“绳之以法”。我这里先说明，“举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而大多数的举报者是通过无中生有制造冤案来谋取私利的。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韩信当时就有反心的可能性，但从整起案件的前前后后来看，“被告”似乎没有作案动机，而“原告”亦不太重视审案结果。韩信的“措手不及”和“拜见”韩信的举动说明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思想上都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而刘邦事后没有斩杀韩信（犯上作乱是杀无赦的罪），只是把他从楚王的爵位降到淮阴侯。
针对这起动机不明朗的谋反案，君臣之间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刘韩两人难道不能通过沟通心思、交流感情来觽解彼此的心结吗？《易经·大有》：“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孚，诚信也。易经的“大有卦”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君臣之间若能够以诚信相待，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就能够实现振兴邦国的大志，而君主若要维持自己在下级心中的威严就必须平易近人并让下级无所防备。可惜的是，刘邦和韩信不能诚信相待，而作为领导的刘邦在处理“韩信谋反案”时更没能表现平易近人的一面，双方又怎能“信以发志”呢？我认为，刘邦和韩信君臣间这段原本美好无暇的情谊是由于彼此间缺乏诚恳地沟通和交流而造成他们后来的隔阂。当然，小人的挑拨离间和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倾向在其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刘邦和韩信如果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加深彼此之间的情谊或依赖性，“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绝对不会落实在两人身上。
我们再来看同样被刘邦封为异姓王的燕王卢绾。卢绾小时候和刘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史记记载他们“俱学书，又相爱也”，两人一起读书习字，关系密切。后来刘邦举兵起义，卢绾更是形影不离，追随不辍，因功被封为燕王，据说“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可见刘邦是多么爱护和信任这位朋友的。可是，当了燕王后的卢绾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竟然违背刘邦的旨意而私自和北方的匈奴联合。其实卢绾并非有意长久的和匈奴合作，只是想设计假象让汉朝廷以为匈奴未灭，就不得不继续重用燕王这道防御北方敌军的“屏障”，以提高刘邦对自己的依赖性。当刘邦得知他的计谋后，不经深思便认定卢绾想谋反，并派遣将军樊哙举兵讨伐。实际上，以刘邦平时对卢绾的了解和认识，卢绾绝对不会背叛他的，但由于两人长时间没有交流和沟通，以致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再次酿成君臣离心、操戈相向的悲剧！两千余年前的汉王朝没有我们今天发达的、先进的交通系统和通信功能，但天子巡边、诸侯觐见的事例远在尧舜时期就出现过，刘邦难道不清楚吗？
《孟子·梁惠王》有一篇耐人寻味的故事。鲁平公有一天想去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临走前，他的一位近臣臧仓说了一些不利于孟子的话，而鲁平公马上打消探望孟子的念头。孟子的弟子乐正克后来问鲁平公为什么不去见老师，鲁平公重申臧仓针对孟子的谗言，拒绝去见孟子。尽管乐正克后来为孟子辩护，但连哄带劝都不能说服固执的鲁平公。孟子评价这件事时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翻译成白话是，他来或许有人让他来，他不来或许也有人阻止他来。但他来不来，并不是人为的力量决定的。我没能见到鲁君，是天意。臧家的年轻人，怎能让我见不到鲁君呢？孟子这里提到天意是阻止鲁平公拜见自己的主要原因，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孟子避讳式的暗写。他的意思是，鲁平公如果真心要向我请教，不管有谁出来阻挠都不能动摇他的心。相反的，鲁平公如果并非真心的向我请教，这是他自己的决定，绝非一万十万个臧仓所能左右的。同样的道理，刘邦如果是诚心诚意想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出自真心的想和韩信、卢绾等多沟通、多交流，又有谁能阻挠他呢？
第二点，君主不尊重、信任臣子。有人可能会问，前面不是说过刘邦是杰出的“将将”之才，为何这里又说他没有善待自己的臣子呢？刘邦确实爱才，而且善于调用人才的才能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但他不善于，或者说不屑于调理他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淮阴侯列传》就有这样的描写。汉三年六月，刘邦和夏侯说两人单独逃脱楚军在成皋对汉军形成的重围，投奔到张耳和韩信的驻地脩武。他们自称是汉王的使者，以使者的身份直进张耳和韩信的营垒，并趁张耳和韩信还在睡觉时偷偷夺取他们的兵符合印信，指挥召令他们手下的将士们，并重新安排两人的职务。照理说，刘邦贵为汉王，当然拥有夺取大将兵权的权力，但他这样偷偷摸摸盗取张耳和韩信的印信和兵符，并在他们不留意时作出的军事调动，未免有失一国之君的风范，更别说对两位将军非常不尊敬。这件事，我认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埋下了君臣恩怨情仇的祸根。
《道德经·第十七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毋之。”老子的意思是，最高境界的统治，是当君主所有的治国方略都顺应自然、合乎道义，以致百姓认为清平世道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觉察不出其中人为的斧凿痕迹。退而求其次，君主美德传播天下，以致百姓既非常亲近他，同时高度赞扬君主的仁政。再退而求其次，君主利用苛刻严厉的法律手段约束百姓，以致百姓惶惶不安。最低层次就是“毋之”，也就是君主专耍一些阴险的招式欺诈玩弄百姓。“刘邦偷符”难道不是“畏之”和“毋之”并用的产物吗？这样戏弄大将，跟“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不奢望所有的领导者在任用自己的属下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因为怀疑、防备毕竟是人之常情。刘邦面对手握重权的张耳和韩信当然理应有所戒备，但这并不代表自己就能降低自己对他们最基本的敬意和信任。上下级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建立在彼此敬重、信任的基础上，因为学会尊重别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指标。且不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相信刘邦本人也不希望自己晚上睡大觉时有人悄悄从他房里偷走他的龙袍吧！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在《周易折中》中说过：“富者，积诚之满也。积诚之满，至于能用其邻，其邻亦以诚应之矣。”身为一国之君的刘邦当时如果能够真心诚意尊重他的臣子，我相信汉朝初年许多君臣悲剧就能够避免。
最后，我们把眼光移回到淮阴侯韩信身上。一段汉初君臣恩怨史不可能由刘邦一人铸成，身为臣子的韩信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道德经·第十三章》中对“宠辱”作出了阐释：“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意思是，世俗人之所以会面对宠和辱时胆战心惊，是因为他们认为受宠是非常崇高的事情，唯恐失去；受辱则是非常龌龊的事情，唯恐遇到。韩信辅佐刘邦消灭项羽和楚军后，被奉为楚王，可谓位极人臣，不可一世。身处这样崇高的位置，而自己以前又是被人看不起、经受“跨下之辱”的市井小人；这一宠一辱之间，韩信不可能没有体会。 我们不可能要求韩信做到“宠辱不惊”，晏然处之，因为他的成长历程和个人素质决定自己肯定是“趋宠避辱”的。“趋宠避辱”没有问题，问题是韩信在“趋宠避辱”的基础上过份的患得患失，过份的重视自己的小利小害，最终忘了如何“退、让、舍”。我们看韩信被降为淮阴侯前后的变化。在韩信还是王爵时，他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意，颇有养尊处优之势。谋士蒯通第一次劝谏韩信脱离刘邦的控制，搁据一方，和当时的项楚集团、刘汉集团鼎足而立。《淮阴侯列传》写道，韩信念及刘邦提拔自己的恩情，认为“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最终拒绝蒯通的建议。我们不能否认韩信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但这难道就是韩信决定不背叛刘邦的唯一原因吗？不然。关键还在后头。司马迁后来再次描述蒯通第二次劝谏韩信时，韩信的反应就没有上次那么爽快了。“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齐，齐王也。当时韩信还没有被奉为楚王，仍是齐王。值得注意的是，韩信开始动摇了，但除了自己不忍心背叛汉王刘邦之外，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自以为功多”。毕竟功劳是能衡量出来的，而恩情看不到、摸不透嘛！ 自认功不可没的楚王韩信，正准备安于现状，享受起荣华富贵的韩信，哪里料到自己会被刘邦连捆带绑载会京城，被降为淮阴侯？这时的韩信心理开始不平衡，开始患得患失，甚至开始起真正的反心。问题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条件，没有资格跟羽翼丰满的刘邦相抗衡了。他唯一脱离汉室，自立为帝的机会随着已经永远消失了，但过份患得患失，过份计较自己小利小害的他忘记了什么是“退、让、舍”。古人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韩信却是“当进则退，当退则进”，南辕北辙，自取灭亡。汉十一年，韩信响应陈郗造反的阴谋被吕后识破，韩信最终被萧何用计捕获，勒死在长乐宫的钟室里，真是“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刘禹锡《韩信庙》）！ 司马迁的在《淮阴侯列传》总结韩信的一生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意思是韩信当初如果能够学会谦虚收敛，不炫耀自己的功勋，这也就差不多了。我非常同意太史公的结论，但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点。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五》说道：“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圣也。《诗》曰：‘不竞不求，不刚不柔’，言得中也。”韩信面对朝廷的爵禄时若能够“入而亦能出”，顺应客观趋势而从心所欲，当进取时奋勇进取，当蛰伏时急流勇退，他的结局一定会更好。 我们今天品读《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精湛、奇妙的兵法固然不能忽略，但我认为还是应该把重心放在更深层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意义上。刘邦和韩信这段君臣恩怨史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同样有着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的思想价值。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社会岗位，我们都应该学习与他人沟通交流、学习尊重信任他人、学习以开阔而适中的人生态度去面世。刘邦和韩信两千余年前无法做到，但我相信他们君臣之间的遗憾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人走向和谐社会的踏脚石。我这里以《淮阴侯列传》的一句话砥砺大家，“虽有尧舜之智，不如喑聋之指麾也。”事不宜迟，让我们带着《淮阴侯列传》中的启示，“指麾”我们的妙趣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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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一生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立功无数，“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换句话说，中原北方的大片国土几乎都是韩信一手为刘邦争夺过来的，为刘邦消灭项羽、平定天下排除障碍，打好坚如磐石的基础，“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居此首功的韩信封王进爵、配享太庙可谓一点也不过份，为何会落得置身縲绁，身败名裂？在战场上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在敌营间折冲樽俎、随心所欲，具备军事天才的韩信又为何在政治舞台上栽了大跟头呢？
我们再来看汉高祖刘邦。《汉书·高祖纪》中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灵活用人、知人善任在历史上是普遍公认的，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刘邦先进、开明的用人策略就是楚汉相争中的转捩点，成为划出楚王和汉王之间“孰高孰下”的一道分水岭。《淮阴侯列传》中同样大力渲染了刘邦的用人艺术。在一次刘邦和韩信的交谈中（此时韩信已被降为淮阴侯），两人讨论了彼此的用兵能力。韩信心直口快地指出自己用兵是“多多益善”，而刘邦只能统领十万军队，可见在韩信眼里刘邦的军事才能非常有限，根本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耐人寻味的是，韩信接着解释自己为何最终成了刘邦的釜底游鱼、瓮中之鳖，英雄无用武之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好一个“将将”，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形神俱全地表现出刘邦独特的用人风格和魄力。问题是，就在这样一个具备独特用人风格和魄力的汉高祖刘邦身上，却一次又一次地导演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君臣悲剧。这又是为什么呢？
《淮阴侯列传》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重量级的篇章，其历史意义可以和《高祖本纪》和《项王本纪》相媲美。其中不但描述了韩信这位秦末汉初人物丰富多彩的人生事迹，刻画出一名军事奇才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含蓄而又深刻地为后人解读了汉朝初期的君臣恩怨史。《淮阴侯列传》作为一段汉初君臣恩怨史的缩影，当然拥有它时代背景的局限性，但它同时为我们留下很多具有教益意义的道理和启示，是我们应该积极继承的精神遗产。
首先，我们谈谈刘韩君臣间的交流和沟通。在《淮阴侯列传》中，刘邦和韩信近距离交流并交换意见的事例有三。第一，刘邦经萧何的大力推荐，封韩信为汉军大将，并向他请教统一天下的方略。韩信以刘邦和项羽两人的比较为主线展开了一番宏论，总结出项羽的个人素质虽然比刘邦高，但刘邦拥有两样重要优势：民心和人才。韩信认为刘邦只要能顺应民心、重用贤才，打败项羽就如同囊中探物。对于韩信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略，刘邦大为赞叹，颇有相见恨晚之意。第二，就是我们在前面介绍的韩信被刘邦拘捕的情况。当时韩信对自己的悲惨命运发出慨叹后，刘邦只是冷冷的答复他四个字“人告公反”。第三，就是刘邦和韩信在席上的一段对彼此军事才能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君臣的直面交流出现异乎寻常的反差；前者表现的是一幅君臣和乐融融、志同道合的情景，而后者却刻画出两者反目成仇、不共戴天的狰狞面目！
我们必须了解，第二次刘韩君臣的直面交流拥有这样一个背景。汉六年的一天，有人举报韩信谋反。刘邦按照陈平的计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是要在云梦泽会见诸侯，实际上是偷袭韩信所处的出国。本无反义的韩信措手不及，顿时起了反心，但后来心里想自己无愧于刘邦，于是又打消了举兵的念头。就在他踯躅犹豫之际，刘邦趁韩信拜见自己的时机，将“罪犯”韩信“绳之以法”。我这里先说明，“举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而大多数的举报者是通过无中生有制造冤案来谋取私利的。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韩信当时就有反心的可能性，但从整起案件的前前后后来看，“被告”似乎没有作案动机，而“原告”亦不太重视审案结果。韩信的“措手不及”和“拜见”韩信的举动说明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思想上都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而刘邦事后没有斩杀韩信（犯上作乱是杀无赦的罪），只是把他从楚王的爵位降到淮阴侯。
针对这起动机不明朗的谋反案，君臣之间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刘韩两人难道不能通过沟通心思、交流感情来觽解彼此的心结吗？《易经·大有》：“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孚，诚信也。易经的“大有卦”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君臣之间若能够以诚信相待，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就能够实现振兴邦国的大志，而君主若要维持自己在下级心中的威严就必须平易近人并让下级无所防备。可惜的是，刘邦和韩信不能诚信相待，而作为领导的刘邦在处理“韩信谋反案”时更没能表现平易近人的一面，双方又怎能“信以发志”呢？我认为，刘邦和韩信君臣间这段原本美好无暇的情谊是由于彼此间缺乏诚恳地沟通和交流而造成他们后来的隔阂。当然，小人的挑拨离间和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倾向在其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刘邦和韩信如果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加深彼此之间的情谊或依赖性，“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绝对不会落实在两人身上。
我们再来看同样被刘邦封为异姓王的燕王卢绾。卢绾小时候和刘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史记记载他们“俱学书，又相爱也”，两人一起读书习字，关系密切。后来刘邦举兵起义，卢绾更是形影不离，追随不辍，因功被封为燕王，据说“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可见刘邦是多么爱护和信任这位朋友的。可是，当了燕王后的卢绾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竟然违背刘邦的旨意而私自和北方的匈奴联合。其实卢绾并非有意长久的和匈奴合作，只是想设计假象让汉朝廷以为匈奴未灭，就不得不继续重用燕王这道防御北方敌军的“屏障”，以提高刘邦对自己的依赖性。当刘邦得知他的计谋后，不经深思便认定卢绾想谋反，并派遣将军樊哙举兵讨伐。实际上，以刘邦平时对卢绾的了解和认识，卢绾绝对不会背叛他的，但由于两人长时间没有交流和沟通，以致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再次酿成君臣离心、操戈相向的悲剧！两千余年前的汉王朝没有我们今天发达的、先进的交通系统和通信功能，但天子巡边、诸侯觐见的事例远在尧舜时期就出现过，刘邦难道不清楚吗？
《孟子·梁惠王》有一篇耐人寻味的故事。鲁平公有一天想去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临走前，他的一位近臣臧仓说了一些不利于孟子的话，而鲁平公马上打消探望孟子的念头。孟子的弟子乐正克后来问鲁平公为什么不去见老师，鲁平公重申臧仓针对孟子的谗言，拒绝去见孟子。尽管乐正克后来为孟子辩护，但连哄带劝都不能说服固执的鲁平公。孟子评价这件事时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翻译成白话是，他来或许有人让他来，他不来或许也有人阻止他来。但他来不来，并不是人为的力量决定的。我没能见到鲁君，是天意。臧家的年轻人，怎能让我见不到鲁君呢？孟子这里提到天意是阻止鲁平公拜见自己的主要原因，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孟子避讳式的暗写。他的意思是，鲁平公如果真心要向我请教，不管有谁出来阻挠都不能动摇他的心。相反的，鲁平公如果并非真心的向我请教，这是他自己的决定，绝非一万十万个臧仓所能左右的。同样的道理，刘邦如果是诚心诚意想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出自真心的想和韩信、卢绾等多沟通、多交流，又有谁能阻挠他呢？
第二点，君主不尊重、信任臣子。有人可能会问，前面不是说过刘邦是杰出的“将将”之才，为何这里又说他没有善待自己的臣子呢？刘邦确实爱才，而且善于调用人才的才能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但他不善于，或者说不屑于调理他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淮阴侯列传》就有这样的描写。汉三年六月，刘邦和夏侯说两人单独逃脱楚军在成皋对汉军形成的重围，投奔到张耳和韩信的驻地脩武。他们自称是汉王的使者，以使者的身份直进张耳和韩信的营垒，并趁张耳和韩信还在睡觉时偷偷夺取他们的兵符合印信，指挥召令他们手下的将士们，并重新安排两人的职务。照理说，刘邦贵为汉王，当然拥有夺取大将兵权的权力，但他这样偷偷摸摸盗取张耳和韩信的印信和兵符，并在他们不留意时作出的军事调动，未免有失一国之君的风范，更别说对两位将军非常不尊敬。这件事，我认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埋下了君臣恩怨情仇的祸根。
《道德经·第十七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毋之。”老子的意思是，最高境界的统治，是当君主所有的治国方略都顺应自然、合乎道义，以致百姓认为清平世道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觉察不出其中人为的斧凿痕迹。退而求其次，君主美德传播天下，以致百姓既非常亲近他，同时高度赞扬君主的仁政。再退而求其次，君主利用苛刻严厉的法律手段约束百姓，以致百姓惶惶不安。最低层次就是“毋之”，也就是君主专耍一些阴险的招式欺诈玩弄百姓。“刘邦偷符”难道不是“畏之”和“毋之”并用的产物吗？这样戏弄大将，跟“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不奢望所有的领导者在任用自己的属下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因为怀疑、防备毕竟是人之常情。刘邦面对手握重权的张耳和韩信当然理应有所戒备，但这并不代表自己就能降低自己对他们最基本的敬意和信任。上下级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建立在彼此敬重、信任的基础上，因为学会尊重别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指标。且不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相信刘邦本人也不希望自己晚上睡大觉时有人悄悄从他房里偷走他的龙袍吧！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在《周易折中》中说过：“富者，积诚之满也。积诚之满，至于能用其邻，其邻亦以诚应之矣。”身为一国之君的刘邦当时如果能够真心诚意尊重他的臣子，我相信汉朝初年许多君臣悲剧就能够避免。
最后，我们把眼光移回到淮阴侯韩信身上。一段汉初君臣恩怨史不可能由刘邦一人铸成，身为臣子的韩信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道德经·第十三章》中对“宠辱”作出了阐释：“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意思是，世俗人之所以会面对宠和辱时胆战心惊，是因为他们认为受宠是非常崇高的事情，唯恐失去；受辱则是非常龌龊的事情，唯恐遇到。韩信辅佐刘邦消灭项羽和楚军后，被奉为楚王，可谓位极人臣，不可一世。身处这样崇高的位置，而自己以前又是被人看不起、经受“跨下之辱”的市井小人；这一宠一辱之间，韩信不可能没有体会。 我们不可能要求韩信做到“宠辱不惊”，晏然处之，因为他的成长历程和个人素质决定自己肯定是“趋宠避辱”的。“趋宠避辱”没有问题，问题是韩信在“趋宠避辱”的基础上过份的患得患失，过份的重视自己的小利小害，最终忘了如何“退、让、舍”。我们看韩信被降为淮阴侯前后的变化。在韩信还是王爵时，他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意，颇有养尊处优之势。谋士蒯通第一次劝谏韩信脱离刘邦的控制，搁据一方，和当时的项楚集团、刘汉集团鼎足而立。《淮阴侯列传》写道，韩信念及刘邦提拔自己的恩情，认为“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最终拒绝蒯通的建议。我们不能否认韩信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但这难道就是韩信决定不背叛刘邦的唯一原因吗？不然。关键还在后头。司马迁后来再次描述蒯通第二次劝谏韩信时，韩信的反应就没有上次那么爽快了。“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齐，齐王也。当时韩信还没有被奉为楚王，仍是齐王。值得注意的是，韩信开始动摇了，但除了自己不忍心背叛汉王刘邦之外，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自以为功多”。毕竟功劳是能衡量出来的，而恩情看不到、摸不透嘛！ 自认功不可没的楚王韩信，正准备安于现状，享受起荣华富贵的韩信，哪里料到自己会被刘邦连捆带绑载会京城，被降为淮阴侯？这时的韩信心理开始不平衡，开始患得患失，甚至开始起真正的反心。问题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条件，没有资格跟羽翼丰满的刘邦相抗衡了。他唯一脱离汉室，自立为帝的机会随着已经永远消失了，但过份患得患失，过份计较自己小利小害的他忘记了什么是“退、让、舍”。古人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韩信却是“当进则退，当退则进”，南辕北辙，自取灭亡。汉十一年，韩信响应陈郗造反的阴谋被吕后识破，韩信最终被萧何用计捕获，勒死在长乐宫的钟室里，真是“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刘禹锡《韩信庙》）！ 司马迁的在《淮阴侯列传》总结韩信的一生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意思是韩信当初如果能够学会谦虚收敛，不炫耀自己的功勋，这也就差不多了。我非常同意太史公的结论，但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点。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五》说道：“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圣也。《诗》曰：‘不竞不求，不刚不柔’，言得中也。”韩信面对朝廷的爵禄时若能够“入而亦能出”，顺应客观趋势而从心所欲，当进取时奋勇进取，当蛰伏时急流勇退，他的结局一定会更好。 我们今天品读《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精湛、奇妙的兵法固然不能忽略，但我认为还是应该把重心放在更深层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意义上。刘邦和韩信这段君臣恩怨史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同样有着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的思想价值。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社会岗位，我们都应该学习与他人沟通交流、学习尊重信任他人、学习以开阔而适中的人生态度去面世。刘邦和韩信两千余年前无法做到，但我相信他们君臣之间的遗憾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人走向和谐社会的踏脚石。我这里以《淮阴侯列传》的一句话砥砺大家，“虽有尧舜之智，不如喑聋之指麾也。”事不宜迟，让我们带着《淮阴侯列传》中的启示，“指麾”我们的妙趣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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