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感动
唐朝大文豪韩愈在其著作《圬者王承福传》中以泥水匠王承福真实的人生事迹为主线，阐发他本人的社会理念和思想立场。他在文中高度肯定王承福“各致其能以相生”的社会分工法，同意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让各行各业的人民各得其所、各尽其职。同时，韩愈对王承福“诚其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中自食其力、脚踏实地的精神赞不绝口，认为这种高尚品质不但凝聚着中华民族无数劳动者的血和泪，同时是对当时那些坐吃山空、尸位素餐的当权者一记当头之棒。一介草民王承福实事求是的处世原则深受韩愈的认同，但他们在“为我”与“兼善”的问题上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圬者王承福传》中叙述王承福的一段真诚告白：“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为也。”简单概括，王承福认为只有那些素质高而且功劳大的“功大者”才有心力养家糊口，而像自己只能从事劳动的“能薄而功小”者就只能照顾好自己的衣食住行罢了。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当时的士人和老百姓深受孔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所以很多时候自然而然就以为干体力活的“用力者”没有条件和资格去做“用心者”能做的事。必须澄清的是，这句话虽然某种意义上符合了社会分工法，但经仔细品读我们会发觉它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隐形藩篱，是阻挠社会流动性的思想障碍物。谁能保证“使人”的就肯“用心”？谁又能肯定“使于人”的就徒能“用力”？衡量“用力”和“用心”的尺寸和标准又是什么？可见，“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服务的。我们尽管应该虚心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诲和陶冶，但我们同时也要以清醒开明的理智态度对经典进行恰当的解读和适宜的继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确总结品读经典的方法：“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韩愈显然在一千多年前就意识到这点，于是对王承福无法“一身而二任”提出怀疑，并且批评他：“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邪？”说白了，韩愈认为王承福恐怕是深受杨朱学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影响，只是关注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韩愈后面的话更是一针见血，不留后路，指问王承福“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以为人乎哉？”一个连自己家庭都不肯照顾的人，又怎会出手帮助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呢？可见，韩愈和王承福思想上的分水岭在于“为我”和“兼善”之间的矛盾。前者认为我们做人不能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时时应该将身边的人装在怀里，对值得我们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后者则以为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有限，与其以有限的精力去满足他人无限的需求，不如将这些精力投注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
《周易·暌》中象曰：“上火下泽，暌。君子以同而异。”《象传》据说是孔子注释《易经》时通过观察客观的自然规律所总结出的一套君子为人处世的准则，是中国古人“天人感应”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暌》卦的《象传》中，孔子观察到火炎上而水润下，两者看似南辕北辙，相互背离（异），但实际上火和水都是顺着各自得性质活动，在根本上都顺应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同）。因此，君子效法自然，领悟到其中“求同存异”的道理，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异而用同，体同而用异”。两个表面上完全对立的观点难道没有“求同”而契合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韩愈和王承福的论点看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有一个基本立场是统一的：有为。不管是韩愈的“兼善”还是王承福的“为我”，他们首先必须从自己做起，而且自己必须有所作为。试想，如果一个人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作为以至髀肉复生、一事无成，他怎能“为我”，更别说“兼善”了！
既然双方的观点都主张有为，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有为”之后的成果。这里，我们就得介绍孟子非常著名的论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注意，这里的“穷”并非穷困潦倒的“穷”，而是与“达”相对的“不达”，即不顺利、不畅通的意思。实际上，《圬者王承福传》中韩愈评价王承福时也说过：“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孟子的论点无疑是以从仕者的角度考虑的，所以他认为一个从仕者若是得到上级的重用就应该以百姓之念为念，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行“兼济天下”之事。反过来说，一个从仕者如果仕途蹭蹬、怀才不遇，就只好振缨濯足、退隐山林，“独善其身”吧。泥水匠王承福当然不是伯夷、叔齐之辈，但他自认为才能有限，所以只能安守本分。换句话说，“独善其身”都很难说，岂不敢怀有“兼济天下”的奢望？
针对这个问题，我一来比较倾向于韩愈的“兼善”说，二来我坚持着“相反而皆相成”（班固）的规律，相信韩王二人的观点是可以找到共鸣点的。第一，我认为韩愈“兼善”说的可贵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具有精神高度的态度，一种奉献、给予的态度。他不在乎自己的实力如何，但他心中时时都装着他人，时时都能关心他人。相反的，王承福关注的只是实质问题。自己今天能不能吃饱？自己今天应该粉刷几道墙以换来应得的报酬？他心中时时装着小算盘，时时都在为自己的经济实力打算。有人可能会说，王承福经济能力如此有限，你就不要过分责求他吧！我并非过分责求他，而是希望他能够在心中打小算盘之余抽出一小空间装着别人，学会被人感动，也学会感动别人。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就能抽象意义上“兼济天下”了！
第二，如何在韩愈和王承福的观点中找到共识？两个字：余裕。我不否定“独善其身”，因为一般人必定会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的基本需求都达到。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自身到他人，阐发的就是以自己为核心而扩散传播出去的具有辐射性、递减性的爱。这是人之常情。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时时怀着“兼济天下”之心，在自己“独善其身”而有余裕的时候，将自己的“余爱”、“余力”扩散传播出去，接济应该接济的人、感动应该感动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心存“兼济天下”之念；心力皆有余裕，就行“兼济天下”之能事，何乐而不为？
《周易·损》中“上九”爻辞这样说：“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简单来说，就是上位者若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去利益下属，不但没有过错，而能够得到广大臣民的拥戴和支持且不仅限于一家。上位者之所以不需要损自就能益民是因为他平时就享有民众的赋税，但他同时意识到“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将民众“赐予”他的利益反过来用于民，造福百姓。我们这里不是宣传什么君臣制，但损卦古今一致说明的就是“惠而不费”的道理。损我利他，他同样损己利我，双方表面上各有损益，其实彼此享受着双赢双利的成果，从而成就了广大意义上的“惠而不费”。同样的，若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独善其身”而有余裕的情况下“兼济天下”，最后“弗损益之”不单单是你我他，而是整个天下！
最后，当我们用自己的余裕、余爱、余力去帮助他人时一定要效法圬者王承福粉刷墙壁时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兢兢业业的干劲儿，从而让我们实现由“独善其身”达到“兼济天下”的崇高目标。这样一来，或许我们的万千世界就会多一线希望、多一道光芒、多一份感动!
*****
《圬者王承福传》中叙述王承福的一段真诚告白：“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为也。”简单概括，王承福认为只有那些素质高而且功劳大的“功大者”才有心力养家糊口，而像自己只能从事劳动的“能薄而功小”者就只能照顾好自己的衣食住行罢了。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当时的士人和老百姓深受孔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所以很多时候自然而然就以为干体力活的“用力者”没有条件和资格去做“用心者”能做的事。必须澄清的是，这句话虽然某种意义上符合了社会分工法，但经仔细品读我们会发觉它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隐形藩篱，是阻挠社会流动性的思想障碍物。谁能保证“使人”的就肯“用心”？谁又能肯定“使于人”的就徒能“用力”？衡量“用力”和“用心”的尺寸和标准又是什么？可见，“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服务的。我们尽管应该虚心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诲和陶冶，但我们同时也要以清醒开明的理智态度对经典进行恰当的解读和适宜的继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确总结品读经典的方法：“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韩愈显然在一千多年前就意识到这点，于是对王承福无法“一身而二任”提出怀疑，并且批评他：“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邪？”说白了，韩愈认为王承福恐怕是深受杨朱学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影响，只是关注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韩愈后面的话更是一针见血，不留后路，指问王承福“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以为人乎哉？”一个连自己家庭都不肯照顾的人，又怎会出手帮助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呢？可见，韩愈和王承福思想上的分水岭在于“为我”和“兼善”之间的矛盾。前者认为我们做人不能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时时应该将身边的人装在怀里，对值得我们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后者则以为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有限，与其以有限的精力去满足他人无限的需求，不如将这些精力投注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
《周易·暌》中象曰：“上火下泽，暌。君子以同而异。”《象传》据说是孔子注释《易经》时通过观察客观的自然规律所总结出的一套君子为人处世的准则，是中国古人“天人感应”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暌》卦的《象传》中，孔子观察到火炎上而水润下，两者看似南辕北辙，相互背离（异），但实际上火和水都是顺着各自得性质活动，在根本上都顺应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同）。因此，君子效法自然，领悟到其中“求同存异”的道理，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异而用同，体同而用异”。两个表面上完全对立的观点难道没有“求同”而契合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韩愈和王承福的论点看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有一个基本立场是统一的：有为。不管是韩愈的“兼善”还是王承福的“为我”，他们首先必须从自己做起，而且自己必须有所作为。试想，如果一个人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作为以至髀肉复生、一事无成，他怎能“为我”，更别说“兼善”了！
既然双方的观点都主张有为，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有为”之后的成果。这里，我们就得介绍孟子非常著名的论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注意，这里的“穷”并非穷困潦倒的“穷”，而是与“达”相对的“不达”，即不顺利、不畅通的意思。实际上，《圬者王承福传》中韩愈评价王承福时也说过：“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孟子的论点无疑是以从仕者的角度考虑的，所以他认为一个从仕者若是得到上级的重用就应该以百姓之念为念，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行“兼济天下”之事。反过来说，一个从仕者如果仕途蹭蹬、怀才不遇，就只好振缨濯足、退隐山林，“独善其身”吧。泥水匠王承福当然不是伯夷、叔齐之辈，但他自认为才能有限，所以只能安守本分。换句话说，“独善其身”都很难说，岂不敢怀有“兼济天下”的奢望？
针对这个问题，我一来比较倾向于韩愈的“兼善”说，二来我坚持着“相反而皆相成”（班固）的规律，相信韩王二人的观点是可以找到共鸣点的。第一，我认为韩愈“兼善”说的可贵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具有精神高度的态度，一种奉献、给予的态度。他不在乎自己的实力如何，但他心中时时都装着他人，时时都能关心他人。相反的，王承福关注的只是实质问题。自己今天能不能吃饱？自己今天应该粉刷几道墙以换来应得的报酬？他心中时时装着小算盘，时时都在为自己的经济实力打算。有人可能会说，王承福经济能力如此有限，你就不要过分责求他吧！我并非过分责求他，而是希望他能够在心中打小算盘之余抽出一小空间装着别人，学会被人感动，也学会感动别人。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就能抽象意义上“兼济天下”了！
第二，如何在韩愈和王承福的观点中找到共识？两个字：余裕。我不否定“独善其身”，因为一般人必定会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的基本需求都达到。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自身到他人，阐发的就是以自己为核心而扩散传播出去的具有辐射性、递减性的爱。这是人之常情。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时时怀着“兼济天下”之心，在自己“独善其身”而有余裕的时候，将自己的“余爱”、“余力”扩散传播出去，接济应该接济的人、感动应该感动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心存“兼济天下”之念；心力皆有余裕，就行“兼济天下”之能事，何乐而不为？
《周易·损》中“上九”爻辞这样说：“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简单来说，就是上位者若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去利益下属，不但没有过错，而能够得到广大臣民的拥戴和支持且不仅限于一家。上位者之所以不需要损自就能益民是因为他平时就享有民众的赋税，但他同时意识到“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将民众“赐予”他的利益反过来用于民，造福百姓。我们这里不是宣传什么君臣制，但损卦古今一致说明的就是“惠而不费”的道理。损我利他，他同样损己利我，双方表面上各有损益，其实彼此享受着双赢双利的成果，从而成就了广大意义上的“惠而不费”。同样的，若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独善其身”而有余裕的情况下“兼济天下”，最后“弗损益之”不单单是你我他，而是整个天下！
最后，当我们用自己的余裕、余爱、余力去帮助他人时一定要效法圬者王承福粉刷墙壁时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兢兢业业的干劲儿，从而让我们实现由“独善其身”达到“兼济天下”的崇高目标。这样一来，或许我们的万千世界就会多一线希望、多一道光芒、多一份感动!
*****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