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而不惫”-荆棘中的至人
《庄子·山木》中有这么一则小故事。话说身穿布衣草鞋的庄子一天云游至魏国，顺道拜访了魏王。魏王一见庄子一副穷酸外貌，便语带讥讽地问道：“先生为何如此萎靡困顿？”庄子从容不迫地应道：“我这哪里是萎靡困顿，我是贫穷而已！（原文：贫也，非惫也。）真正的萎靡困顿是有道德而未能实践，是精神上的落魄；贫穷则是未能碰到好的时机和遭遇，客观环境的窘迫罢了！”庄子接着通过他最擅长的寓言说明问题。有一只猴子在楠梓树上盘旋跳跃、游刃有余，连号称“天下第一神箭手”后羿对它也是束手无策、望而兴叹。可是，这只猴子一旦进入荆棘丛中，他就不敢再随便乱动，只能小心翼翼地设法爬出去。庄子最后总结说，我现在就如同那陷入“柘棘枳枸之间”的“腾猿”，是外在环境使我窘迫、贫穷啊！
其实，近两千五百年前的庄子那种“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再困扰着今天的我们，但我们难道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是“荆棘中的猴子”吗？宋代诗人方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首诗句句透着消沉、无奈，但它同时切中肯綮般的将人生的“难”凝练地写出来。日常生活圈中与人发生冲突、职业竞场上与对手相互倾轧、不如意的事接踵而来，让自己难以透气，每每都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如此“险恶”的客观环境，我们通常能够看到三种类型的人迥异的主观表现。第一种人，“暴虎冯河”型。这些人遇到什么人生困难，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义无反顾地奋斗到底，一副视死如归，甚至同归于尽的“死拼”像。他们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令人敬佩的，但他们的表现方式由于往往缺乏理智和冷静，因此后果一般不甚理想。第二种人，“走为上计”型。他们与第一种人形成强烈对比，考虑问题时非常周到、谨慎，但他们过分执著于自己的得失，所以经常选择尽可能逃避、饶开人生中的困难，以“走为上”计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不管是“暴虎冯河”还是“走为上计”，两者明显都有走向极端的倾向。“暴虎冯河”缺乏主静性，缺乏面对问题时的一份从容和冷静。一个人的“能动性”必须建立在“能静性”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澄清自己的杂念和私欲，他才能有效地权衡利弊，做出最适当的决定。相反的，“走为上计”欠缺的就是主动性，欠缺一种直视困难的毅力和勇气。再说，一个人若一味的选择逃避，一旦有一天他再也无路可逃、无路可退，他还能走出那座令人毛骨悚然的“荆棘丛”吗？前面两种类型的不足就把我们带到最后一种人，“荆棘中的至人”。何谓“至人”？《孟子·滕文公》中对“大丈夫”的描述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参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极力推崇的“大丈夫”立身于天地之间，不管面对什么客观环境都能坚持自己的处世原则、价值判断、思想立场，心志从不动摇。庄子说：“外化内不化。”孟子的“大丈夫之道”是“内不化”的最佳诠释，而与“内不化”相应的 “外化”同样是“至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真正“外化”的“至人”在面对客观环境的窘迫和挑战时，顺从客观规律的发展，顺应客观条件的变化，从而主观上做出适宜的调整。这里必须强调“顺”字。“顺”并非控制、掌握，而是依循、配合。譬如一名农夫为了要确保自己收获丰硕，就必须顺应时令和时节的更迭来支配自己的主观作为，何时耕地、何时种苗、何时收割等等。 “外化内不化”，这就是 “至人”。
“至人”无疑是为人的最高标准，但处于荆棘丛中的“至人”也要分出不同的层次和境界。层次和境界取决于心态，心态决定状态，而状态决定“至人”面对困境和挫折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遇到困难的“至人”主要有四种处理方式：忍、让、反、容，而它们分别代表“至人”的四个层次。
先说“忍”。《荀子·儒效》说道：“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后能修。”一代大儒荀子格外重视“忍”作为人修养德行的基本条件。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学会了如何忍受自己和身边的人，他才有资格步入形形色色、变化多样的社会；一个人只有掌握了基本的“忍”功，才能开始正规的自我修习。宋代大学者程颐同样把“忍”当作道德修养重要的组成部分，“愤欲忍与不忍，便见有德无德。”一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时选择忍受还是发怒将直接反映出他个人品质的优劣。毋庸置疑，人活在世界上离不开“忍”。明明是自己觊觎已久的停车位忽然被一个不速之客插队占有，三番两次叮嘱下属尽快完成任务却发现下属效率极低，将近迟到了而巴士迟迟不来等等，无一不是在考验我们的“忍”功。说到“忍”功，三国时的吴国大臣吕蒙可谓登峰造极。当时吕蒙已被正式拜为宰相，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誉。这时朝中有一位官吏不服，站在门帘处指着他说：“是这小子当了宰相吗？”如此出言不逊，吕蒙却装聋作哑，匆匆离去。与他同行的官员为他不值，一定要查出那名官吏的身份，却被吕蒙坚持拒绝。他的一席话耐人寻味：“倘若知道他的姓名，就一生也忘不了，不如不问好。”我们会问，吕蒙为何如此大度？这实际上不仅仅是“宰相肚里能乘船”的问题，而是吕蒙能够从长远和整体出发，清醒认识到自己如果无法忍受官吏的讥讽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以及西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在“忍”这方面同样有令人称道的高深造诣。
从古到今，“忍”确实是个人修身养性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也是指导我们一言一行的重要指标。“忍”不是一时的妥协，而是对长远利益的清醒认识，是一种从整体出发的处世智慧。它作为一种涵养，化解了人与人之间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和冲突，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忍”也有它的限制，而这些限制甚至阻碍着“至人”与天地大道和解的志愿。首先，“忍”是一种内在的压抑。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压力时，我们为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不得不将内心的熊熊烈火主动熄灭。火是熄灭了，但饱受压抑的心灵难道不会留下火灼的烙印吗？再者，面临种种压力的心灵又将如何求得伸展呢？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忍”虽然具有辐射性的威力（“忍”没有界限），但它同时呈递降式。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容忍天底下所有的人，但我们容忍的程度真的能够做到“不因人而异”吗？就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有两个人不经意踩了自己的新鞋，一位是自己的孩子，另一位是陌生人的孩子，我们能保证自己容忍自家孩子的程度会和后者一样吗？很难想象，说不定还要后者的父母对自己做出补偿呢！墨子的“兼爱”学说要求爱天底下所有的人，而爱的程度必须一样，最后因为不符合人之常情而在现实中缺乏其可操纵性。同样的，“兼忍”这种概念能够立得住脚跟吗？我认为不可能。
“忍”作为“至人”的第一层次显然有它不足的地方。比“忍”更进一步的“让”又会有什么具体表现呢？清朝康熙年间的“六尺巷”故事正是“让”这门学问精彩而又到位的缩影。话说桐城西后街的巷南为清朝宰相张英的家府，而巷北正坐落吴氏的宅所。两家因地界的分配发生纠纷。张英的家人将一封书信快马送到京城向张英说明情况，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上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到了诗，立即醒悟，并主动拆让三尺地。吴氏深为感动，也主动退让三尺，于是形成了照壁后面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张英主动自发的礼让行为被后世津津乐道，而其中发挥的淋漓尽致的礼让精神更是感动并激发了无数人。唐朝人朱仁圭在《新唐书·朱敬则传》中说道：“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损害自己的一点利益去成全、造福他人，何乐而不为？
“让”相对“忍 ”而言无疑是一个大进步，因为它是一种豁达的舍弃、主动的释放，显然比消极的压抑、被动的承受更潇洒、更自然。如果“忍”是用心灵之水去熄灭内一肚子火，“让”就是用属于自己的甘霖去浇灌他人的贫瘠土地，使其重现生机。这种“让”不是刻意的作秀，也不是施恩图报的小伎俩，而是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广阔胸怀和美好心境。当然，“让”也有它的局限，而它的局限是双重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第一，“让”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就好比前面的“六尺巷”故事，如果张吴两家的土地面积非常小，连自己的家属都养不起，他们有怎能各自让出三尺地呢？显然，只有在物质条件相应丰足的情况下，我们才有余裕“让”出去，否则为了“让”而让，不顾自身的基本物质条件而让，“让”就不再是豁达的释放而是沉重的负荷了。第二，“让”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时时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顾及、关心、成全他人。“让”一两次还可以，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朱仁圭那样一以贯之地“终身让路”、“终身让畔”？不想让而非得要求自己让，那我们实际上就成了“让”的奴隶而不是“让”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只管他人瓦上霜”就可能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座右铭。且不说“人不为己”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一味的“让”恐怕会给我们带来挥之不去的心理负担。
如何才能让我们摆脱“让”对自身心理的垄断和控制呢？这就需要“反”。“反”就是反求诸己、反躬自省。孟子在这方面颇有心得。《孟子·离娄》这样论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意思是说，我爱护一个人而得不到他的亲近，就要反问自己是否不够仁义；管理人却不能管理好，就反问自己是否缺少智慧；对人以礼相待却得不到对方相应得的礼貌，就要反问自己是否不够恭敬；总之，凡是自己的行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反过来检验自己。说白了，就是通过自我反省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从而达到老子所说的“自知者明”。《孟子·公孙丑》中概括的最好：“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我反省而发现自己所做是正确的，是应该做的，就能义无反顾、舍我其谁！回到开段的问题，也只有一个答案，反求诸己，扪心自问，自己应不应该让、能不能够让，最后是下定决心，当“让”则让、不当“让”则不让。
《周易·井》的“六四”爻辞说：“井甃，无咎。” 甃，砌墙也。《周易》的井卦从取象（象征意义）来看就是把一口废井重新修整，让它能够继续为人们提供宝贵的水源。“六四”可以理解为修正井的第四个阶段，而这个阶段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井墙未能用砖石砌好，井中的水可能会受到污染，而取水饮用的人们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井水的清澈无染必须建立在井本身内在构造健全的基础上。“观天道以立人道”，井有“井德”，人亦有人的道德追求。人只有通过反躬自省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井冽寒泉，食”（《井卦》九五爻辞：井中的水寒洌可口，可以供人食用），顺利融入外面的大环境中。这也是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弸中以彪外！
完成了“反”的自修，重新鉴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方向后，我们就能逐渐臻至“容”的最高层次。容，宽容、包容、容纳也。“容”是一种豁朗，一种开明，一种超越。这里要强调，“容”既不是逃避，更不是纵容，而是一种将万事万物映入眼帘而又能不为所动的眼界。“不为所动”不是漠然，而是不被其中的利害关系所影响、干扰。清代的纪昀晚年时请朋友沈云浦为自己画一幅的《桐荫观弈图》，取意观人下棋而能真正做到“旁观者清”，从而为自己起了个别号“观弈道人”。七年后，他重新检视那幅画，当头棒喝、感慨万千。他领悟到画中“观弈道人”虽然表面上闲看世间风云变幻，但实际上他心中仍然装有棋局，仍然装有胜负之心，还不能真正做到包容万事万物而不为所动。做一个真正的“观弈道人”，这就是“至人”的“能容”。
有人可能会问，“观弈道人”毕竟只是局外人，若我们自己真的成为了局内人，又该何去何从呢？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让我们受气的事绝不在少数，而包容就是“至人”处世而不惊的法宝。宋代词匠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提供了我们最佳答案：“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晚年遭到反战派的排挤，生活窘迫、意志难伸，但他既不选择“忍”，也不选择“让”，而是将自己比喻成梅花，尽管遭到其他花朵的嫉妒和排斥，仍能坚守自己的信念而又不同它们“苦争春”。正因为他（它）的高洁、坚贞、豁达，他（它）的淡淡香味（理想）将永远徘徊于天地大道之间，永久不息。包容他人，推而广之，包容万事万物。
《老子·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简单来说，天底下的万物都有它们出生的根源、特殊的物性、生存的意义，而人只有明白万物复归自然的常性后才能称作“明”。接着又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当我们明白了万物这种与自然合一的常性，掌握万物正常生活的原则，就能够大公无私的包容万物（不用人的价值判断对万物作出臧否褒贬），成全万物，而我们自己也就能合乎自然，与天道同体，长久不衰而免于危险。换句话说，我们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包容接受万事万物，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就不再受一般世俗标准和判断所束缚，从而成就我们心灵中的“逍遥游”。
处于荆棘中的“至人”和一般人同样饱受躯体的折磨和摧残，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贫而不惫”。他的“贫”决定他艰难的人生旅程，决定他不可能一帆风顺、一马平川；而他的“不惫”让他能够在坚守自己处世原则的同时顺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让自己的精神随着境界和层次的递升逐渐与天地大道的精神同往，超越一般世俗价值的裁判和羁绊，无拘无束、畅游无阻。
*****
其实，近两千五百年前的庄子那种“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再困扰着今天的我们，但我们难道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是“荆棘中的猴子”吗？宋代诗人方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首诗句句透着消沉、无奈，但它同时切中肯綮般的将人生的“难”凝练地写出来。日常生活圈中与人发生冲突、职业竞场上与对手相互倾轧、不如意的事接踵而来，让自己难以透气，每每都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如此“险恶”的客观环境，我们通常能够看到三种类型的人迥异的主观表现。第一种人，“暴虎冯河”型。这些人遇到什么人生困难，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义无反顾地奋斗到底，一副视死如归，甚至同归于尽的“死拼”像。他们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令人敬佩的，但他们的表现方式由于往往缺乏理智和冷静，因此后果一般不甚理想。第二种人，“走为上计”型。他们与第一种人形成强烈对比，考虑问题时非常周到、谨慎，但他们过分执著于自己的得失，所以经常选择尽可能逃避、饶开人生中的困难，以“走为上”计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不管是“暴虎冯河”还是“走为上计”，两者明显都有走向极端的倾向。“暴虎冯河”缺乏主静性，缺乏面对问题时的一份从容和冷静。一个人的“能动性”必须建立在“能静性”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澄清自己的杂念和私欲，他才能有效地权衡利弊，做出最适当的决定。相反的，“走为上计”欠缺的就是主动性，欠缺一种直视困难的毅力和勇气。再说，一个人若一味的选择逃避，一旦有一天他再也无路可逃、无路可退，他还能走出那座令人毛骨悚然的“荆棘丛”吗？前面两种类型的不足就把我们带到最后一种人，“荆棘中的至人”。何谓“至人”？《孟子·滕文公》中对“大丈夫”的描述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参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极力推崇的“大丈夫”立身于天地之间，不管面对什么客观环境都能坚持自己的处世原则、价值判断、思想立场，心志从不动摇。庄子说：“外化内不化。”孟子的“大丈夫之道”是“内不化”的最佳诠释，而与“内不化”相应的 “外化”同样是“至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真正“外化”的“至人”在面对客观环境的窘迫和挑战时，顺从客观规律的发展，顺应客观条件的变化，从而主观上做出适宜的调整。这里必须强调“顺”字。“顺”并非控制、掌握，而是依循、配合。譬如一名农夫为了要确保自己收获丰硕，就必须顺应时令和时节的更迭来支配自己的主观作为，何时耕地、何时种苗、何时收割等等。 “外化内不化”，这就是 “至人”。
“至人”无疑是为人的最高标准，但处于荆棘丛中的“至人”也要分出不同的层次和境界。层次和境界取决于心态，心态决定状态，而状态决定“至人”面对困境和挫折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遇到困难的“至人”主要有四种处理方式：忍、让、反、容，而它们分别代表“至人”的四个层次。
先说“忍”。《荀子·儒效》说道：“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后能修。”一代大儒荀子格外重视“忍”作为人修养德行的基本条件。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学会了如何忍受自己和身边的人，他才有资格步入形形色色、变化多样的社会；一个人只有掌握了基本的“忍”功，才能开始正规的自我修习。宋代大学者程颐同样把“忍”当作道德修养重要的组成部分，“愤欲忍与不忍，便见有德无德。”一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时选择忍受还是发怒将直接反映出他个人品质的优劣。毋庸置疑，人活在世界上离不开“忍”。明明是自己觊觎已久的停车位忽然被一个不速之客插队占有，三番两次叮嘱下属尽快完成任务却发现下属效率极低，将近迟到了而巴士迟迟不来等等，无一不是在考验我们的“忍”功。说到“忍”功，三国时的吴国大臣吕蒙可谓登峰造极。当时吕蒙已被正式拜为宰相，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誉。这时朝中有一位官吏不服，站在门帘处指着他说：“是这小子当了宰相吗？”如此出言不逊，吕蒙却装聋作哑，匆匆离去。与他同行的官员为他不值，一定要查出那名官吏的身份，却被吕蒙坚持拒绝。他的一席话耐人寻味：“倘若知道他的姓名，就一生也忘不了，不如不问好。”我们会问，吕蒙为何如此大度？这实际上不仅仅是“宰相肚里能乘船”的问题，而是吕蒙能够从长远和整体出发，清醒认识到自己如果无法忍受官吏的讥讽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以及西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在“忍”这方面同样有令人称道的高深造诣。
从古到今，“忍”确实是个人修身养性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也是指导我们一言一行的重要指标。“忍”不是一时的妥协，而是对长远利益的清醒认识，是一种从整体出发的处世智慧。它作为一种涵养，化解了人与人之间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和冲突，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忍”也有它的限制，而这些限制甚至阻碍着“至人”与天地大道和解的志愿。首先，“忍”是一种内在的压抑。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压力时，我们为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不得不将内心的熊熊烈火主动熄灭。火是熄灭了，但饱受压抑的心灵难道不会留下火灼的烙印吗？再者，面临种种压力的心灵又将如何求得伸展呢？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忍”虽然具有辐射性的威力（“忍”没有界限），但它同时呈递降式。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容忍天底下所有的人，但我们容忍的程度真的能够做到“不因人而异”吗？就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有两个人不经意踩了自己的新鞋，一位是自己的孩子，另一位是陌生人的孩子，我们能保证自己容忍自家孩子的程度会和后者一样吗？很难想象，说不定还要后者的父母对自己做出补偿呢！墨子的“兼爱”学说要求爱天底下所有的人，而爱的程度必须一样，最后因为不符合人之常情而在现实中缺乏其可操纵性。同样的，“兼忍”这种概念能够立得住脚跟吗？我认为不可能。
“忍”作为“至人”的第一层次显然有它不足的地方。比“忍”更进一步的“让”又会有什么具体表现呢？清朝康熙年间的“六尺巷”故事正是“让”这门学问精彩而又到位的缩影。话说桐城西后街的巷南为清朝宰相张英的家府，而巷北正坐落吴氏的宅所。两家因地界的分配发生纠纷。张英的家人将一封书信快马送到京城向张英说明情况，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上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到了诗，立即醒悟，并主动拆让三尺地。吴氏深为感动，也主动退让三尺，于是形成了照壁后面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张英主动自发的礼让行为被后世津津乐道，而其中发挥的淋漓尽致的礼让精神更是感动并激发了无数人。唐朝人朱仁圭在《新唐书·朱敬则传》中说道：“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损害自己的一点利益去成全、造福他人，何乐而不为？
“让”相对“忍 ”而言无疑是一个大进步，因为它是一种豁达的舍弃、主动的释放，显然比消极的压抑、被动的承受更潇洒、更自然。如果“忍”是用心灵之水去熄灭内一肚子火，“让”就是用属于自己的甘霖去浇灌他人的贫瘠土地，使其重现生机。这种“让”不是刻意的作秀，也不是施恩图报的小伎俩，而是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广阔胸怀和美好心境。当然，“让”也有它的局限，而它的局限是双重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第一，“让”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就好比前面的“六尺巷”故事，如果张吴两家的土地面积非常小，连自己的家属都养不起，他们有怎能各自让出三尺地呢？显然，只有在物质条件相应丰足的情况下，我们才有余裕“让”出去，否则为了“让”而让，不顾自身的基本物质条件而让，“让”就不再是豁达的释放而是沉重的负荷了。第二，“让”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时时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顾及、关心、成全他人。“让”一两次还可以，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朱仁圭那样一以贯之地“终身让路”、“终身让畔”？不想让而非得要求自己让，那我们实际上就成了“让”的奴隶而不是“让”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只管他人瓦上霜”就可能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座右铭。且不说“人不为己”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一味的“让”恐怕会给我们带来挥之不去的心理负担。
如何才能让我们摆脱“让”对自身心理的垄断和控制呢？这就需要“反”。“反”就是反求诸己、反躬自省。孟子在这方面颇有心得。《孟子·离娄》这样论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意思是说，我爱护一个人而得不到他的亲近，就要反问自己是否不够仁义；管理人却不能管理好，就反问自己是否缺少智慧；对人以礼相待却得不到对方相应得的礼貌，就要反问自己是否不够恭敬；总之，凡是自己的行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反过来检验自己。说白了，就是通过自我反省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从而达到老子所说的“自知者明”。《孟子·公孙丑》中概括的最好：“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我反省而发现自己所做是正确的，是应该做的，就能义无反顾、舍我其谁！回到开段的问题，也只有一个答案，反求诸己，扪心自问，自己应不应该让、能不能够让，最后是下定决心，当“让”则让、不当“让”则不让。
《周易·井》的“六四”爻辞说：“井甃，无咎。” 甃，砌墙也。《周易》的井卦从取象（象征意义）来看就是把一口废井重新修整，让它能够继续为人们提供宝贵的水源。“六四”可以理解为修正井的第四个阶段，而这个阶段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井墙未能用砖石砌好，井中的水可能会受到污染，而取水饮用的人们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井水的清澈无染必须建立在井本身内在构造健全的基础上。“观天道以立人道”，井有“井德”，人亦有人的道德追求。人只有通过反躬自省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井冽寒泉，食”（《井卦》九五爻辞：井中的水寒洌可口，可以供人食用），顺利融入外面的大环境中。这也是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弸中以彪外！
完成了“反”的自修，重新鉴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方向后，我们就能逐渐臻至“容”的最高层次。容，宽容、包容、容纳也。“容”是一种豁朗，一种开明，一种超越。这里要强调，“容”既不是逃避，更不是纵容，而是一种将万事万物映入眼帘而又能不为所动的眼界。“不为所动”不是漠然，而是不被其中的利害关系所影响、干扰。清代的纪昀晚年时请朋友沈云浦为自己画一幅的《桐荫观弈图》，取意观人下棋而能真正做到“旁观者清”，从而为自己起了个别号“观弈道人”。七年后，他重新检视那幅画，当头棒喝、感慨万千。他领悟到画中“观弈道人”虽然表面上闲看世间风云变幻，但实际上他心中仍然装有棋局，仍然装有胜负之心，还不能真正做到包容万事万物而不为所动。做一个真正的“观弈道人”，这就是“至人”的“能容”。
有人可能会问，“观弈道人”毕竟只是局外人，若我们自己真的成为了局内人，又该何去何从呢？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让我们受气的事绝不在少数，而包容就是“至人”处世而不惊的法宝。宋代词匠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提供了我们最佳答案：“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晚年遭到反战派的排挤，生活窘迫、意志难伸，但他既不选择“忍”，也不选择“让”，而是将自己比喻成梅花，尽管遭到其他花朵的嫉妒和排斥，仍能坚守自己的信念而又不同它们“苦争春”。正因为他（它）的高洁、坚贞、豁达，他（它）的淡淡香味（理想）将永远徘徊于天地大道之间，永久不息。包容他人，推而广之，包容万事万物。
《老子·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简单来说，天底下的万物都有它们出生的根源、特殊的物性、生存的意义，而人只有明白万物复归自然的常性后才能称作“明”。接着又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当我们明白了万物这种与自然合一的常性，掌握万物正常生活的原则，就能够大公无私的包容万物（不用人的价值判断对万物作出臧否褒贬），成全万物，而我们自己也就能合乎自然，与天道同体，长久不衰而免于危险。换句话说，我们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包容接受万事万物，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就不再受一般世俗标准和判断所束缚，从而成就我们心灵中的“逍遥游”。
处于荆棘中的“至人”和一般人同样饱受躯体的折磨和摧残，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贫而不惫”。他的“贫”决定他艰难的人生旅程，决定他不可能一帆风顺、一马平川；而他的“不惫”让他能够在坚守自己处世原则的同时顺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让自己的精神随着境界和层次的递升逐渐与天地大道的精神同往，超越一般世俗价值的裁判和羁绊，无拘无束、畅游无阻。
*****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