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
钱锺书先生在一次英语演讲中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Unison, after all, may very well be not a synonym of, but also a euphemism for, monotony.”简译之，钱先生认为，“同声一致”和完全类同不仅是“单调乏味”的同义词，它更是人们无法摆脱大众思潮而独立思考的委婉借口。在这场演讲中，钱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杰出学者一起进行学术上的讨论和切磋，主旨在于交流不同的意见而并非一定要达到“全体同意”。换句话说，这次的讨论会虽以“求同”为理想和目的，但同时尊重每个人“存异”的权力和决定。沿着钱先生言简意赅的说话，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求同”和“存异”之间并列而又对立的正覆关系，尝试寻找一个较好的均衡点或共鸣处。
针对这个话题，古人智慧的阐发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在《周易·暌·象曰》中有这么一句话：“火上泽下，暌。君子以同而异。”简单来说，自然现象中的火往上处延伸，泽水则往下处流淌，两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相互乖离。古代的君子观察自然界的运行而有所领悟，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在求同的同时也要为自己保留与他人相异的空间，就像火和泽尽管同是大自然这个整体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依然有着与彼此相异的特点，正所谓“求同而存异”。钱锺书《管锥编·周易正义·暌》中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把“暌”分成三类：“体乖而用不合”、“体不乖而用不合”和“乖而能合”。所谓“体乖而用不合”就好比“火上泽下”的自然现象，火和泽秉性相悖而不结合。“体不乖而用不合”则如同两个女人同居一室，虽属同性却“格而不贯，貌合实离”，相处得不愉快。二女之间的倾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当时“僧多粥少”的客观情况下，妻与妾之间相互嫉妒和憎恨是再寻常不过的，而矛盾的契机更多来自彼此的“体不乖”。钱先生提出的第三类“乖而能合”则是“暌卦”的最高境界，“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志同”。天与地、男和女之间可谓乖离到了极点，但正如《荀子·论礼》中所说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表面上极端对立的事物或力量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在“异中求同”中化育生命、酝酿奇迹的。此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天地合”还是“阴阳接”，无论是“万物生”或是“变化起”，天始终是天、地始终是地；男始终是男、女始终是女。如果说“求同”要求我们“积小以明大”、“推末以至本”，“存异”则需要我们“举大以贯小”、“探本以穷末”，需要我们在“同床”上解开每个人的“异梦”，在“共性”中寻找自己的“个性”。这其中的难度无疑是更大的。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求同”和“存异”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砌墙需要用上很多砖块，而要把墙砌得稳固坚实，砖块与砖块之间的重叠和结合必须是完美无瑕的。换句话说，就算所用砖块在质量上不完全相同，工匠也必须尽量找到它们之间契合的地方，并且用水泥将其黏合地如胶似漆。砌成的墙就是我们所谓“求同”的满意结果，也可称作construction。问题是，我们如果想要重新看到砌入墙中的各个砖块的原始面貌，这就不是简单的deconstruction了。为何这么说？既然用砖块砌成墙是construction，把墙推倒并且找到各个独立的砖块，顺理成章应该是反义的deconstruction吧！不然，因为此时的砖块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水泥黏着的烙印，其他砖块摩擦的痕迹使各个砖块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不迁”的主体，而是“载沉载浮”的附属体。所谓“存异”，就是让各个砖块在承认自己是墙的一部分的同时体会到它与其他砖块的不同之处，认识到泥水只能让它的外层与其他的砖块接壤，它的内层始终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而已。因此，与其把“存异”简单概括为deconstruction， 不如把它看作一种自我的重建和肯定，即reconstruction。
“求同”（construction）是在不同的人中寻求共同之处，需要平和的协商和交流，具有一种合作性质；“存异”（reconstruction）则是在共同的集团中保存各人的不同之处，对内需要执著坚持，对外需要包容妥协，具有一种反逆性质。为何说存异具有“反逆性质“？因为人性的缺陷使人对内很难做到执著坚持，对外又很难包容妥协。有多少人能像孔子一样“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像屈原一样做到“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思想立场而毫不退缩？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刘基在《郁离子·德量》中所说的“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包容接受他人的异处而不沦为自不量力的“汋谷之蝇”、“蒿樊之鴽”？就算能够做到以上所列，又有多少人能够在“求同”的前提下把握住“存异”的精髓？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所谓的“求同存异”或《周易·暌卦》所说的“君子以同而异”，“存异”是以“求同”为基础的，即先有了共同之处而后才能保存同中之异，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审视两者的关系，“求同”如果是一种暂时性的契合，“存异”则是一种让暂时性契合可能成为永久性结合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当一个集团承认每一个成员独立自主的身份，只有当集团中的成员之间能够体谅彼此的异同，只有当每一个成员能够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而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长期的有效率的合作才能成为事实。这样一来，“存异”岂不是成了“求同”的“因”而非“果”了吗？《鬼谷子·反应》中言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简言之，鬼谷子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知道历史的兴衰或他人的得失来印证我们当下时代的兴衰和个人的得失，但他并不是简单提倡“以史为鉴”，而是更为精辟地提出今人和古人、现代和古代其实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仅能够从了解他人来认识自己，我们也可以从了解自己来认识他人。钱锺书先生把这种“古今一度”（《荀子·非相》）的关系称之为actualization，即“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管锥编·全晋文·卷一六一》）
运用这种“相影射复相映发”的读史观阐述“求同”以及“存异”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不管是先有了“求同”而后“存异”，或者是先把握住“存异”以保证“求同”，两者之间交互往复、相互辉映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合作中不可忽略的元素。
人作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主体，“存异”是必要的。《文心雕龙·知音》中有这么一段话：“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好恶、不同的倾向、不同的个性，这其中的“异”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当然，人作为社群的一部分，不“求同”又岂能立足于世？《文心雕龙·神思》中言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愿大家在“情满于山”时不忘掉海，在“意溢于海”时又能思恋着山，从而做到同中存异、异中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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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话题，古人智慧的阐发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在《周易·暌·象曰》中有这么一句话：“火上泽下，暌。君子以同而异。”简单来说，自然现象中的火往上处延伸，泽水则往下处流淌，两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相互乖离。古代的君子观察自然界的运行而有所领悟，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在求同的同时也要为自己保留与他人相异的空间，就像火和泽尽管同是大自然这个整体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依然有着与彼此相异的特点，正所谓“求同而存异”。钱锺书《管锥编·周易正义·暌》中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把“暌”分成三类：“体乖而用不合”、“体不乖而用不合”和“乖而能合”。所谓“体乖而用不合”就好比“火上泽下”的自然现象，火和泽秉性相悖而不结合。“体不乖而用不合”则如同两个女人同居一室，虽属同性却“格而不贯，貌合实离”，相处得不愉快。二女之间的倾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当时“僧多粥少”的客观情况下，妻与妾之间相互嫉妒和憎恨是再寻常不过的，而矛盾的契机更多来自彼此的“体不乖”。钱先生提出的第三类“乖而能合”则是“暌卦”的最高境界，“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志同”。天与地、男和女之间可谓乖离到了极点，但正如《荀子·论礼》中所说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表面上极端对立的事物或力量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在“异中求同”中化育生命、酝酿奇迹的。此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天地合”还是“阴阳接”，无论是“万物生”或是“变化起”，天始终是天、地始终是地；男始终是男、女始终是女。如果说“求同”要求我们“积小以明大”、“推末以至本”，“存异”则需要我们“举大以贯小”、“探本以穷末”，需要我们在“同床”上解开每个人的“异梦”，在“共性”中寻找自己的“个性”。这其中的难度无疑是更大的。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求同”和“存异”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砌墙需要用上很多砖块，而要把墙砌得稳固坚实，砖块与砖块之间的重叠和结合必须是完美无瑕的。换句话说，就算所用砖块在质量上不完全相同，工匠也必须尽量找到它们之间契合的地方，并且用水泥将其黏合地如胶似漆。砌成的墙就是我们所谓“求同”的满意结果，也可称作construction。问题是，我们如果想要重新看到砌入墙中的各个砖块的原始面貌，这就不是简单的deconstruction了。为何这么说？既然用砖块砌成墙是construction，把墙推倒并且找到各个独立的砖块，顺理成章应该是反义的deconstruction吧！不然，因为此时的砖块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水泥黏着的烙印，其他砖块摩擦的痕迹使各个砖块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不迁”的主体，而是“载沉载浮”的附属体。所谓“存异”，就是让各个砖块在承认自己是墙的一部分的同时体会到它与其他砖块的不同之处，认识到泥水只能让它的外层与其他的砖块接壤，它的内层始终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而已。因此，与其把“存异”简单概括为deconstruction， 不如把它看作一种自我的重建和肯定，即reconstruction。
“求同”（construction）是在不同的人中寻求共同之处，需要平和的协商和交流，具有一种合作性质；“存异”（reconstruction）则是在共同的集团中保存各人的不同之处，对内需要执著坚持，对外需要包容妥协，具有一种反逆性质。为何说存异具有“反逆性质“？因为人性的缺陷使人对内很难做到执著坚持，对外又很难包容妥协。有多少人能像孔子一样“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像屈原一样做到“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思想立场而毫不退缩？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刘基在《郁离子·德量》中所说的“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包容接受他人的异处而不沦为自不量力的“汋谷之蝇”、“蒿樊之鴽”？就算能够做到以上所列，又有多少人能够在“求同”的前提下把握住“存异”的精髓？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所谓的“求同存异”或《周易·暌卦》所说的“君子以同而异”，“存异”是以“求同”为基础的，即先有了共同之处而后才能保存同中之异，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审视两者的关系，“求同”如果是一种暂时性的契合，“存异”则是一种让暂时性契合可能成为永久性结合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当一个集团承认每一个成员独立自主的身份，只有当集团中的成员之间能够体谅彼此的异同，只有当每一个成员能够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而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长期的有效率的合作才能成为事实。这样一来，“存异”岂不是成了“求同”的“因”而非“果”了吗？《鬼谷子·反应》中言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简言之，鬼谷子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知道历史的兴衰或他人的得失来印证我们当下时代的兴衰和个人的得失，但他并不是简单提倡“以史为鉴”，而是更为精辟地提出今人和古人、现代和古代其实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仅能够从了解他人来认识自己，我们也可以从了解自己来认识他人。钱锺书先生把这种“古今一度”（《荀子·非相》）的关系称之为actualization，即“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管锥编·全晋文·卷一六一》）
运用这种“相影射复相映发”的读史观阐述“求同”以及“存异”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不管是先有了“求同”而后“存异”，或者是先把握住“存异”以保证“求同”，两者之间交互往复、相互辉映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合作中不可忽略的元素。
人作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主体，“存异”是必要的。《文心雕龙·知音》中有这么一段话：“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好恶、不同的倾向、不同的个性，这其中的“异”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当然，人作为社群的一部分，不“求同”又岂能立足于世？《文心雕龙·神思》中言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愿大家在“情满于山”时不忘掉海，在“意溢于海”时又能思恋着山，从而做到同中存异、异中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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