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为“悦己者容”- 通过文学作品重新思考女性在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商三官》写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清朝初年，却通过文学作品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尝试挑战当时男权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一个既大胆又有突破性的创作。本文将以《商三官》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为主线，主要结合互文性的分析手法进行文本细读。

《商三官》整个故事自始至终没有明确交待时代背景，但根据《聊斋》的创作年代（清初），三官为父报仇的故事题材应该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中。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以男性霸权主义为滥觞，对立表现出男性的绝对权威和女性卑微的身份。可是，《商三官》通过塑造一个鲜明的烈女形象，颠覆了这种以男性为主宰的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的三官从故事开头便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其身边的须眉男子相形见绌、望尘莫及。

父亲被害后，三官的两个哥哥忙着为亡父打官司伸冤鸣屈，而弱女子商三官早已看出了官场的黑暗，并斩钉截铁地说道：“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让三官而不是其哥哥如此一针见血地揭露腐蚀社会的本质，不但衬托出少女的老成世故和聪明善思，同时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叛逆”的意识形态。按常理，一介民女对父亲之死没有任何发言权，最多只是在父亲尸前痛哭流涕、聊表孝意；而文中的三官却以“有理、有力、有节” 的丈夫气概一锤定音，决定不靠官府，埋葬父亲。文学作品引进的“新”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间的巨大反差不但重新思考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取得了巧妙的反讽效果-代表男性主动权的两个哥哥只能对代表被动女性的商三官唯命是从，“服其言，乃葬父”。男女之间角色的调换暗示了文中一股遮蔽、压抑的意识形态正暗自涌动，寻找机会突破“男尊女卑”的独断意识形态的藩篱。

此外，《商三官》大量的互文性指涉更是有机地呼应故事中意识心态的新觉醒。故事最后的“异史氏曰”中把三官杀害父仇的事迹相比春秋战国的刺客豫让刺杀赵襄子以报智伯之仇。两个故事都有相似之处：三官和豫让都是为自己中心的人报仇，乔装打扮以图接近仇敌，而且最后选择了自尽。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别在于三官成功了而豫让以失败告终；前者让仇人“身首两断”，后者只能“请君之衣而击之”。很明显，文中通过三官和豫让在相似环境中做性质上相同的事情所产生的迥异结果，衬托出以三官 “不让须眉”甚至胜过须眉的突出形象，与前面讨论的“叛逆”意识形态是相符的。更值得玩味的是，豫让曾经放下豪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而弱女子三官为父报仇，玉石俱焚的悲壮事迹难道仅仅是为了“悦己者容”吗？换句话说，《商三官》借用三官的巾帼形象努力颠覆当时社会对女性所持有的“刻板印象”，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女性贞烈的一面。这种对女性的正面再现同样与文中的“新”意识形态的相徽对照。

“异史氏曰”同时指涉了《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著名刺客荆轲，开门见山地提出“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荆轲刺秦前在易水之边咏千古之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视死如归、义无反顾，雄心壮志溢于言表。可惜的是，荆轲最后没能完成不朽之大业，抱憾而死。我们拿荆轲的事迹和三官的做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三官在行刺仇人前没有豪言壮语，文中只交待其在父丧后“几半年，杳不可寻。”，而一直到行刺成功以后，众人在迷惘慌乱中才发现刺客是弱女子三官。这种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固然增加了故事的阅读情趣，但我们也应该从中看出他对三官手仞仇人整个事件低调处理的深层含义。三官虽然不让须眉，但毕竟是一家闺秀，断不能像荆轲一样高歌宣扬自己的志向，只能是默默寻找机会，待时而动。这实际上暗契了传统社会对一般女性的要求-温文恭顺、不事张扬。三官在不违背传统道德训诫的前提下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父仇计划，没有动人心扉的誓言而只有干净利落的行动；最后不但超越了含恨九泉的荆轲，同时也为女性形象增添了新的意识形态-能静能动、能文能武，正如《诗经•小雅•烝民》所说的：“柔则茹之，刚则吐之。” 文中不从三官的观念出发直接叙述她如何亲手仞仇，而是借着“第三者”的声音和观点去发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表面上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的社会定义（沉默被动、没有发言权），但实际上突现了以三官为代表的女性群体行动上的果敢和主动，因而灌输了我们对女性意识形态上的新认识。

再比较蒲松龄的另一个拥有同样题材的《庚娘》 。《庚娘》中的庚娘公与三官一样家庭遭遇不测，而且还是全家（丈夫金大用、公公、婆婆）被害，自己更是被凶手王十八带回家，处境与三官相比之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庚娘从容不迫，在不让自己遭受侮辱的情况下尽量迎合王十八，最后巧妙地用酒把他灌醉，成功报仇。可以看出，蒲松龄尝试通过文学的创作纠正当时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偏见，通过塑造一个个美丽、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重新审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机器对整体女性的扭曲和束缚，让读者读出新的意义来。马瑞芳教授在百家讲坛《说聊斋》的系列中给庚娘与商三官冠以“复仇女神” 的称号，我认为只是说对了一半。蒲松龄在突出这些特殊女性的“美、慧、勇”之余，更多的是在挑战甚至颠覆当时社会上统治主流的意识形态，既是对这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积极反抗，也可视成是对当时狭隘的价值判断的补充和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