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性

关于“人性“的讨论和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东西方哲学非常重视的命题，而对于“人性“的定义和诠释也一向都是莫衷一是的。一些人主张人性具有向善的动力，一些人主张人性是本恶的，一些人主张超越人性的善恶，亦有些人索性主张人根本无“性”可言。“人性”确实是一个複杂有趣的哲学课题，而我们在对这样一个哲学课题进行严肃的讨论之前必须首先把讨论的范围和目标设定好，即回答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何谓“人性”？二，为什么要谈“人性”？

何谓“人性”？

“人性”或人之“性”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或者，人到底有没有“性”可言？这些都是讨论“人性”命题时不能迴避的问题。有些人把“性”解释成“性格”或“性情”，即人的一种情绪上的投射和表现。这是一种最浅显的定义，因为这样的诠释就一定会把“性”的设计范围缩小到个别主体的主观情感世界，只有特殊性而无共同性，只有偶然性的而无必然性。我们所探讨的“人性”必须是一种能够从个别人的特徵（具象）中提炼出来的绝对客观的判准（抽象）。换言之，“人性”不是你、我、他各自享有的权利，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所共享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具有普遍价值的。

既然“人性”具有普遍价值，而且又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共享的权利，我们就很轻易把“性”与“生”对等起来，，即认为生来具有的就叫做性。这种诠释在中国古代确实可以找到。《孟子•告子上》中告子说：“生之谓性。”汉代班固《白虎通•性情篇》更是一针见血：“性者，生也。”《左传•昭公八年》中有“莫保其性”，而唐朝的孔颖达在《春秋正义》中就解“性”字为“生”。把“性”解释成“生”表面上看似乎合理，但是这种解释只能落实在“实然”的层次而到达不了更高的“应然”的层次。何谓“实然”？简单来说，“实然”的状态是一种本然如此的状态；这种状态没有它不行，但是有它还不够。人确实有生命，也确实拥有使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基本条件（如人有五官可以接触外界、有四肢可以从事生产劳动等），但是这些条件并不能使人与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形态区别开来。一棵树、一条狗也有生命，而且也有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有些条件甚至比人类更充裕），所以单从“实然”的层次探讨“人性”只是把“人性”和“生物性”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根本无法突出前者的独特性。

何谓“应然”？简单来说，“应然”的状态是一种应该如此的状态；这种状态没有它未必不行（满足于生物性的基本需求），但是只有拥有了它才是“人性”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不能满足于拥有生命以及使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基本条件，而必须往深处思考两个终极问题：我应该做什麽？我应该不做什麽？《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人拥有一般生物不具备的思考的官能，而具备这种思考的官能也就代表人是拥有选择性和能动性的。人一方面能作出选择（判断某种行为应该或不应该），另一方面能够自我更正（调整原先的判断，让本来应该的转化为不应该的、不应该的转化为应该的），而这些都属于人之“大体”的表现，是“小体”（五官四肢）所不可能达到的层次。因此，我们对“人性”的基本定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这个定义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人性”是人所专有的，所以在位格上是不能与生物性相混淆的。二，“人性”是一种本质，即人之所以能够为人的先决条件，所以“人性”并不等同于大写的“人”（完美人格）本身。这样一来，我们对“人性”的定义就不能定义于此，而必须进一步说：“人性”是人之所以可以为人的可能性。“可能性”一词一来包含 “选择性”和“能动性”的内容，二来指出“人性”是人先天拥有的可以做出适当选择及更正的潜在能力，三来说明“人性”不必然导致“人之为人”的结果，因为当我们说“可能性”的时后，其实已经在预设“可能不”的“可能”。可以说，“人性”仅是负责使人之为人成为一种可能，本身并不具有使人之为人成为必然的义务或使命。关键在于，人完全可以运用“人性”潜在的选择性及能动性对自身赋予以人之为人的义务和使命，为“人性”的可能性规定实在的走向和目标，从而使“人性”必然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工具。

为什么要谈“人性”？

解释“人性”的定义后，我们还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谈人性？”这样的问题其实可以反过来问：“不谈人性难道不可以吗？”这种诘问虽然尖锐，但是并非毫无根据。一些人终身不谈“人性”，甚至不知“人性”为何物，但并不妨碍他们过正常的生活。一些人终身谈“人性”，但未见得活得更充实、更快乐。易言之，我们如何断定谈“人性”不是庸人自扰、自添烦恼呢？要驳斥这种诘难，我们必须做出三点说明。

第一，人活在世界上必然要与其他人相处，而人与人的相处一方面必须遵守社会一般的规范，另一方面又必须沟通彼此的期许。在遵守社会规范和沟通彼此期许的过程中，人必然会形成一些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或许会与客观环境保持一致，或许会发生激烈的衝突。对于前者所体现的“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妥协关係，探讨“人性”自然显得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后者，有关“人性”的问题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但是这种“独立性”仅局限在自我的主观意志的选择性和能动性上，而且随时面临外来意志的挑战和侵犯。谈“人性”的目的一方面在于重新肯定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为主观意志的选择找足根据而确保主体在面对外在压力时能够中流砥柱、义无反顾。“人性”是人之为人的可能性，其中“人之为人”的后一个“人”并非指“众人之一”的某个“人”，而是指“众人所不是而我独是”的唯一一个人。因此，谈“人性”不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成为他人心目中的适宜的“人”，而是更好地了解如何活出自己、肯定自己、完成自己。

第二，为主体的人生规划寻找正确的立志方向，从而提升主体的精神层次。前面提到要如何使人成为自我肯定的“中流砥柱”，似乎在暗示谈“人性”是为了削弱主体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而使之成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立者。我们不否认一个谈“人性”的主体必然会向自我探索，甚至以自我为中心，但是这裡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换言之，当一个谈“人性”的主体发现自己的价值取向与客观环境（社会及他人）的价值取向发生矛盾时，他会很严格的对自己的价值取向做出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即以自我为中心并加以批评和质疑。《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生动的描写正能说明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已。”这段话的关键不在于最后的“吾往已”，而是前面的“自反”，因为没有自我反省的义无反顾不仅是莽撞的，而且是切切实实的把“自我为中心”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另外，这段话也指出“自反”的结果不必然是自己理直（缩），自己理屈（不缩）的可能性同样是存在的，而关键在于主体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理直或理屈的，并且做出适当的坚持或调整。“人性”作为人之为人的可能性，一方面强调人具有主观的选择能力（选择性），另一方面指出人具有自我更正的能力（能动性），意义就在这裡。因此，谈“人性”是以自我为中心作为手段，以寻找正确的立志方向（向善）为目的，前者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过程，后者则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表现。

第三，当我们说谈“人性”时，我们所谓的“谈”并非指“纸上谈兵”的“谈”，而是指《史记•滑稽列传》中“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谈”。换句话说，谈“人性”是因为“人性”的问题既微妙又切中要害，而且能够为我们接触纷扰，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和行为。谈“人性”本身就蕴涵着将“人性”的可能性付诸实践的含义，因为既然能“谈”就代表认识和理解，而人的认识和理解只能通过具体的行为得到真正的验证。

总括这三点，我们就可以“自反而缩”地去回应“不谈人性难道不可以吗？”的诘难了。我们的回答是：不谈“人性”不是不可以，但无疑是不应该的，因为当一个人不谈“人性”时，他就只能在生物性的层次上固步自封，在“实然”的状态裡划地自限，根本无法通过否定自我而最后达到肯定自我的目的。这样的人只会满足于成为“众人之一”，一生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毫无主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孤立者，因为他永远无法把握自身潜在的可能性，永远无法把握更高的精神的层次，永远无法把握人之为人的真正逍遥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