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的弔詭——以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貢獻為討論語境

罗伯特•潘•沃伦曾在《南北战争的遗产：百年纪念沉思》（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一書中清楚的闡明他的歷史觀：“歷史不能給予我們未來的既有方針，但它可以引導我們更全面的了解自己以及共同的人性，以讓我們更好的掌握和支配未來。” 誠然，人類撰寫歷史和學習歷史的目的從來就不僅僅是為了記錄舊事或追慕古人，而更多是為了給今人整理出寶貴的經驗遺產，以讓其在面對撲朔迷離的未來時能夠有所借鑒和參照。歷史的價值似乎無可否定，但是今人真的能夠直接通向歷史的寶庫並從中汲取資源嗎？答案是：不能。

事實上，今人與過去的歷史之間必然出現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書寫的弔詭。歷史書寫是人類記錄歷史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一般人認識歷史的常用途徑。問題是，歷史書寫從來就不是人類集體記憶的產物，而是操持在少數人手裡的“創作工具”。所謂“創作工具”，是指歷史書寫不單單是對發生過的事件進行追溯性的描述而已，它往往是一種能夠左右當下意識形態的“再生產”過程。這種“創作工具”若是掌握在具備學術良知的史家的手上，自然能夠為今人總結出客觀而有價值的歷史陳述；但它若是操持在意圖不軌的政客手裡，今人不僅無法通過歷史書寫的途徑認識歷史，而且很可能與真實的歷史完全脫軌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書寫即是一把雙面刃：它既能還原歷史以讓今人更接近過去寶貴的經驗，也能扭曲歷史以使今人對過去經驗的認識永遠滯留在誤區之中；對於後者而言，這其實就是歷史書寫的的一大弔詭。本文將以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貢獻為討論語境，通過之間的比照進一步解釋歷史書寫的弔詭現象，最後試圖提出糾正這一弔詭現象的歷史研究方法。


第三者的論述：馬來亞共產黨於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1942年年初，太平洋戰爭在東南亞正式打響，日本侵略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整個馬來亞地區，最後於是年的2月15日迫使英殖民政府全面退出馬來亞的政治舞台，長達三年八個月的日本統治自此開始。面對英軍的怯弱無能和日軍的殘暴猖獗，馬來亞地區的民眾並非無動於衷，而是暗地裡積極籌建反抗日軍的部隊；馬來亞共產黨正是此次籌建抗日部隊的主要推動力。根據日本学者原不二夫《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共产党》中的論述，馬來亞共產黨在馬來亞的抗日運動中確實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抗日的努力與貢獻可從三方面加以審視：

一，馬來亞共產黨提出完整而清晰的作戰綱領。1941年抗日戰爭未全面爆發之前，馬來亞共產黨在第二次中馬來亞共產黨央委員中決定了抗日的兩大緊急任務及三大口號 ，充分體現出馬共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

馬來亞共產黨的作戰綱領主要透露出三條信息：一，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宣言是在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二元對立語境中產生的，足見當時的馬來亞共產黨並非一群沒有政治立場和見解的烏合之眾。相反地，他們的政治意圖鮮明，而且對敵方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二，馬來亞共產黨雖然主要由華人所組成，但是其抗日的號召是向“全民”發出的。這充分顯示當時的馬來亞共產黨並非一群孤軍奮戰的敢死隊，而是由有著團結意識及成熟戰略的抗日組織。三、馬來亞共產黨從未漠視英殖民政府在馬來亞地區的勢力和影響。雖然英軍當時已經撤出馬來亞（直至1943年年底才重新滲入馬來亞地區），但是馬來亞共產黨清醒的認識到僅憑自己單薄的軍事力量是無法撼動日軍的軍事根基的，因此並不排斥與英軍聯手的可能。這也證明馬來亞共產黨不是一群沒有長遠規劃的激進戰鬥份子，他們能夠以冷靜的頭腦分析戰爭的局勢以及敵我勢力的對比，進而作出適當的應對措施。總之，馬來亞共產黨在作戰的方針上已經作好與日軍抗衡的準備，而堅實的理論基礎正是其實踐具體抗日行動的重要跳板。

二，馬來亞共產黨具備健全的抗日組織。日軍入侵馬來亞前夕，馬來亞共產黨就已經在積極筹建抗日隊伍，即後來統一命名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軍隊。該軍隊共分為8個獨立隊，分別布置在雪蘭莪州、森美蘭、柔佛州北部與馬六甲、柔佛州南部、霹靂州、彭亨州、丁加奴州及吉打州，對日本侵略者展開全國性的遊擊戰鬥行動。由此可見，馬共的抗日運動是具有一定規模的，而抗日軍正是通過這種嚴密的組織確保其對日軍所形成的持續性威脅 。

三，馬來亞共產黨於抗日戰爭中的所創下的戰績。凡是談及馬來亞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自然繞不開其實際在戰場中的戰績。原不二夫在文中引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所編的《戰史叢書•馬來進攻作戰》：“日軍戰後向聯合國提交的該軍的正式死傷人數‘約600人’。此外，‘馬來作戰’中戰死者3507 名、負傷者6150 名。”另外，他根據生田惇《日本陸軍史》裏的記載指出：“日軍在侵馬戰爭中的死亡人數高達6900，其中3400人左右是在日本占領馬來亞期間死的。” 這些赤裸裸的數字皆由日方所呈報，所以基本可以相信，而這也充分說明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確實對日本侵占者的統治造成了重創。

以上是第三者觀點對於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貢獻所作出的歷史陳述，其間並未摻入任何政治意圖或主觀情緒，在眾多歷史書寫模式中可以說最接近歷史真實。


霸權的聲音：官方有關馬共抗日事跡的歷史書寫

所謂“霸權的聲音”，是指當權政府根據自身的政治利益所認可的歷史陳述。“霸權的聲音”可以通過許多不同媒介發出，如官方出版的歷史專著、官方經營的博物館、官方支配的主流媒體及官方批准的學校課本等。結合前面引述罗伯特•潘•沃伦的歷史觀時所強調的歷史之教育功能，本文將著重探討當今馬來西亞政府與新加坡政府如何通過中學歷史課本的歷史書寫來發出其“霸權的聲音”，進而試圖壟斷學子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

馬來西亞的歷史課本主要分為國中課本與獨中課本兩種；前者是官方批准的全國性流通的課本，以馬來文作為書寫媒介：後者是少數華校自己編寫的課本，以中文作為書寫媒介。以二者在處理馬來亞共產黨的歷史評價上作進一步區分，國中課本明顯採取強烈的批判態度，而華中課本則更多以一種同情的視角看待馬來亞共產黨的事業。下面我們將根據馬來西亞國中歷史課本的書寫內容和形式揭示“霸權聲音”的滲透如何改寫馬來亞共產黨抗日期間的事蹟。

馬來西亞國中課本

首先，官方批准的國中課本在描述馬來亞共產黨於二次戰爭中的抗日事蹟時只有以下的一小段：“当日军占领马来亚时，马共提出和英国合作击退日本。马工成员通过在新加坡的101特训学校接受关于游击战的训练。这间学校成了马来抗日部队的总部。马共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团（MPAJA）或者是马来人民抗日军。英国当局通过136部队提供武器给上述团体。当战争结束后，英国军方要求MAPAJA解散并交出所有的武器。MPAJA同意解散，但却没有交出全部的武器，反而把一部分的武器收藏起来。” 這段記載透露出兩條信息：一、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運動是在與英國合作的前提下展開的，但這種歷史敘述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1942年2月15日英軍投降後，馬來亞版圖上唯一與日軍抗衡的軍事力量就是馬來亞共產黨組建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其抗日活動並沒有因為英軍的離去而中斷。直至1943年底，馬來亞共產黨的首領與英軍代表才在一次軍事會議中達成合作協議，攜手共同對抗日軍。由此可見，官方課本有意通過抹殺馬共馬來亞共產黨於1942-1943年間的抗日事蹟來淡化其抗日貢獻。

其次，課本中隻字未談馬來亞共產黨在抗日過程中所經歷的戰役及殲敵數字（即使是同英軍合作），而是把焦點放在馬來亞共產黨戰後私藏武器的事件上 （結合課本上文的論述，似乎暗示馬共是帶著目的與英軍合作的）。這種歷史書寫上的“避重就輕”不但刻意刪除了後人對於馬來亞共產黨抗日事蹟的追憶，而且也反映出馬來西亞政府僅僅將抗日戰爭視為戰後英馬鬥爭的前奏，而非一個獨立自足的歷史時段。

最後，課本有關馬來亞共產黨的其餘論述都專注在其戰後發起的一系列恐怖活動，並且通過血腥的圖片和煽情的文字對馬共加以醜化。這樣一來，馬來亞共產黨於二戰中所作出的抗日貢獻被迫退居二線，甚至在官方陳述醜化運動中淡出歷史舞台。更有甚者，國中課本在談到馬共時經常將其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如下面的表中就從“馬共的威脅/迫害”、“馬共的暴力”及“馬共暴徒”三方面對馬共組織展開論述，從而加深學子們對馬共的負面印象。

總之，國中課本或者有意抹殺馬來亞共產黨獨立抗日的事蹟、或者採用“避重就輕”的歷史書寫模式、或者深化馬來亞共產黨形同恐怖分子的惡劣形象，最終後想要達到的目的即是淡化學子們對於馬來亞共產黨抗日貢獻的認識。

新加坡中学課本

相對於馬來西亞的歷史課本，新加坡官方批準的課本並沒有完全抹殺馬共的抗日事跡和貢獻，但無論是從敘述篇幅還是內容編排上來看都未能達到與真實歷史相符相契的效果。茲下將三種版本的新加坡中學歷史課本（1994、2001、2007）為參照對象，試圖揭示“霸權聲音”的詮釋與歷史事實之間所存在著的鴻溝。

1994年的新加坡歷史課本

在“馬來亞抗日隊伍”的欄目中，該課本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作出簡要的介紹，描述該軍如何在馬來亞森林裏與日軍周旋、如何通過種植農業物以確保供給、如何通過分發報紙煽動仇日情緒等；但是欄目中隻字未提馬來亞共產黨，即沒有承認馬共乃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最重要的主幹 。這種歷史書寫中的“疏漏”無疑直接抹殺了馬來亞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另外，該課本在之後的“馬來亞的共產黨人”欄目中才將馬來亞共產黨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聯繫起來，肯定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確實是由共產黨人所掌控的（這種情節編排上的錯位亦可視為歷史書寫的缺陷） 。但是，由於這個欄目是放在馬共與英殖民政府互相交涉的語境中來談的，所以此中的歷史敘述更多偏向於突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不為人知”的政治意圖：將馬來亞地區置於共產主義統治之下。馬來亞共產黨到底是否有此意圖是說不清楚的，但該課本有意識的淡化人民抗日軍的抗日事蹟而把重點放在馬來亞共產黨“抗日後”的計劃。這種歷史書寫方式不僅有事後諸葛之嫌，而且也不能客觀的再現馬來亞共產黨抗擊日本所作出的貢獻。

2001年新加坡的歷史課本

在“抗擊日軍”的欄目中，該課本與1994年版的一樣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作了介紹。值得注意的是，2001版課本在敘述有關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抗日事蹟時增添了更多內容上的細節，如提到抗日軍森林生活的艱難以及抗日軍如何通過鄉村聚會籠絡抗日分子等 。增添歷史細節表面上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於該課本在描述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時依然隻字未提馬來亞共產黨，所以在討論馬來亞共產黨抗日貢獻的語境中，這些歷史細節的補充不僅沒有歷史書寫上取得預期中的進步，反而留下了更大的裂縫。

其次，相對於1994年版的課本，該課本在“馬來亞的共產黨人”的欄目裡進一步淡化了馬來亞共產黨與馬來亞抗日行動的關係。欄目裡雖然提到許多共產黨人在二戰中“協助”抗戰並且贏得了馬來亞人民的擁戴 ，但是沒有指出馬共成員其實就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主力干將。換言之，該課本以模棱兩可的“協助”一詞取代較有分量的“參與”或“籌劃”，是一種間接抹殺馬共抗日貢獻的書寫技巧。

2007年新加坡歷史課本

相對於先前兩個版本的歷史課本，2007年版在處理馬共抗日這段歷史的內容上明顯出現減損的趨勢。雖然該課本首次表明馬來亞共產黨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之間的密切關係，但是對於馬共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只是寥寥帶過。課本僅提及人民抗日軍一旦機會成熟就會突襲日軍，卻忽略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如馬共在戰爭中的殲敵數字、馬共籠絡當地華人的方法、馬共與英殖民政府之間達成協議等 。這種對歷史細節的任意刪減固然是一種草率的書寫歷史的手法，同時也妨礙了學子們深入了解馬共抗戰貢獻的契機。

總之，新加坡歷史課本在處理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事蹟時雖然沒有像馬來西亞課本一樣一味抹殺，但是其中內容編排上的錯位以及重要史實的遺漏導致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事蹟無法得到完整的還原和詮釋。官方的“霸權聲音”在歷史教育的領域中無疑是最具權威的，但這並不代表歷史書寫只能依附於這個霸氣十足的歷史話語機制。“小歷史”的崛起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小歷史”的陳述：馬來亞共產黨對自身歷史的書寫

“小歷史”是相對於官方所代表的“大歷史”而提出的制衡概念。隨著近年來官方對輿論控制的逐漸放鬆，許多舊時的馬來亞共產黨員開始拿起筆書寫他們自己親身經歷的馬來亞共產黨歷史。這些“小歷史”大多不以正規的歷史傳記面世，而是通過黨員自傳的形式重新詮釋那段風雨飄渺的歷史。很多自傳中充斥著黨員的情緒語言和偏激思想，其中也不排斥作者本身錯記歷史事件的可能，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霸權聲音”遺留下來的歷史漏洞，因此仍然具備參考價值。本文將以馬來亞共產黨員張佐所寫的《我的半世紀》為參照文本，進一步探討“小歷史”如何回憶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事蹟。

張佐，1922年出生于廣東花縣，是一名經歷過四十三年斗爭歲月的馬來亞共產黨員。他因1937年“7・7事變”而卷入援華抗日的熱潮中，成為“學生抗敵后援會”的積極分子。兩年後，張佐成為馬來亞共產黨第二批派至新加坡參加英軍主辦的101軍校軍事訓練，是為馬來亞抗日軍第二獨立隊的成員之一。此后，他分別擔任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第二獨立隊第一分隊黨代表、五獨第三中隊指揮和政治隊長，最后于1944年受委為第十三中隊黨代表。通過上述的簡歷，可見張佐不僅與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層保持密切的關係，而且更是親身參與了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運動。

在《我的半世紀》中，張佐多處寫到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事蹟，在此主要總結出三個重點加以討論：一，馬來亞共產黨確實與日軍進行流血的生死搏鬥。他在書中就有兩段有關日馬之間具體戰鬥的記載。其一，1942年9月1日凌晨，馬來亞共產黨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成員在雪兰莪州于睡夢中遭日軍包圍，犧牲了九名黨員 。其二，1942年底在一場位于波賴•暗邦的戰役中，張佐所屬的“第三中隊”八十余名成員在無傷亡的情況下，成功殲滅五、六十名日軍，為馬來亞抗日斗爭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張佐在描述這些歷史事件時雖然難免使用了誇張渲染的藝術手法，但這些具體的戰例也從一個側面證實馬來亞共產黨的所謂抗日不僅僅是喊一喊口號或揮一揮旗幟的事，他們在浴血奮戰中品嚐了勝利與失敗。這些有血有肉的歷史書寫卻是官方的“霸權聲音”所避而不談的。

二，《我的半世紀》中寫到馬來亞共產黨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如何協助維持農村治安，消除民患。當時抗日戰爭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而趁亂局而起的土匪集團活動十分猖狂，不僅掠奪民眾財產，同時也干下拐帶強奸婦女之事。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在防止土匪騷擾民眾的事件上協助當地民眾殲滅土匪、鏟除后患。這些維持農村治安方面的舉措為馬來亞共產黨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換來了民眾的贊揚和擁戴 。

三，張佐在回憶錄中證實了馬來亞共產黨與英軍聯合抗日的協議。英國當時答應馬共的要求，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并同意為馬來亞共產黨訓練一批軍事干部，以便展開馬來亞國內的武裝抗日斗爭。1941年12下旬，張佐連同29名青年前往新加坡接受101軍校的軍訓。離校時，他們獲得英軍配給的武器，其中以各類炸藥為主 。另外在1943年年底，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領袖萊特、振南等人在一艘停泊在海面的聯軍潛艇里會見英國聯軍軍官，并接受聯軍改編為聯軍的一支部隊。雙方所簽下的協約表明武器、糧餉、裝備將全由聯軍負責提供。當時聯軍就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控制下的各地森林上空使用巨型轟炸機B29空投聯絡官人員及武器、糧食裝備等來支援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由此可見，英軍與馬來亞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中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對日軍作出反擊的，而雙方這種緊密的合作關係卻經常被官方的歷史陳述所忽略。

總的來說，“小歷史”的陳述雖難免帶上濃厚的主觀色彩，但是它對馬來亞共產黨的抗日貢獻所作的細節記錄還是擁有不可否定的參考意義。


澄清弔詭：走向開明的歷史研究方法

以上大致介紹了三種歷史書寫的模式，而現在必須回答的問題是：這三種歷史書寫的模式能否共存？或者說，三種模式是否有共存的需要？美國當代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在他的“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一文中主張歷史敘述的成敗取決於歷史學家能否從零散的歷史事件中編織出合理的“故事”來，而這種“編織歷史事件”的行為即可稱作“情景編織”（emplotment）。換言之，歷史書寫即是從時間順序裡取出事實，然後再進行編碼（encodation）的過程；一個歷史學家首先得是一個說故事者，從事實中編出一個可信的故事 。海登•懷特也指出歷史事件在價值判斷上是中立的（value-neutral） ，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將特定的情景架構（plot structure）與他所賦予意義的歷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s）結合起來，而這種編碼行為本質上與文學寫作並無不同 。更關鍵的是，作為象征機制（symbolic structure）的歷史敘述並非對既有的歷史事件進行“再生產”（reproduction），而是引領讀者對既有的歷史事件進行合理化的思索及情感上的投射 。最後，海登•懷特借用李維•斯陀“總和諧性”（overall coherence）的觀點指稱，歷史敘事其實是保留某些事實，又放棄了某些事實的結果，因此歷史正確的寫法應該是“眾多的歷史事件”（histories） 。

當我們將有關馬來亞共產黨抗日貢獻的歷史陳述放入海登•懷特的思維模式時，很自然的就會遇到兩個問題：一，歷史的書寫既然是一個對歷史事件進行“重新編碼的結果”，這就意味著有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等待被發掘，而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不可以以個人的主觀意願（“再生產”的意願）為轉移的。如此一來，到底誰最有資格充當一段歷史的剪裁者與編碼者？這裡就牽涉到歷史書寫應該如何定義的問題。歷史書寫應被視為一種現實政治的工具還是視為自給自足的目的本身。若是前者，霸權政府出於維護其政治利益的考量對歷史進行“再生產”就無可厚非了；若是後者，霸權政府不僅沒有資格充當唯一的歷史的剪裁者與編碼者，它還必須在編碼歷史的過程中扮演一個輔助性的角色——它的歷史陳述只能打開（作為目的本身的）歷史書寫的一種面向，但不能干涉或壟斷歷史書寫的其他面向；它只提供一種歷史詮釋的可能性，而非歷史詮釋的絕對性。

二，以“眾多的歷史事件”為歷史書寫的指導原則，有關馬來亞抗日歷史的編寫是否應該在“大歷史”的官方構架之外包容非官方的“小歷史”敘述？“歷史書寫”根據海登•壞特的定義不是一種“再生產”的行為，而是一種引領讀者對既有的歷史事件進行合理化的思索及情感上的投射的過程。要讓歷史的讀者培養合理化的思考方式和適中的情感投射，前提就是歷史書寫本身不可以摻入各種政治意識形態或歷史學家的主觀意志。換言之，歷史書寫必須經過一個“淨化”的過程，從而以最純淨的形態公諸於世，讓世人對發生過的事進行合理而適中的評價。問題是，所謂的歷史“淨化”是否過於理想化？或者說，歷史書寫可以完全以一種純淨的形態呈現出來嗎？我們的結論是：歷史“淨化”在邏輯意義上是可行的（因為一切歷史的書寫都預設了一個客觀存在著的歷史事實等待被發掘），但是在實踐意義上幾乎不可能落實。人類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盡量接近歷史的純淨形態，而這其中的契機就是承認“（大寫的）歷史”不是一個霸權政府或一名歷史學家口中所述的“（小寫的）歷史”；它是“眾多歷史事件”互相參照和借鑒的綜合產物。

“眾多歷史事件”的歷史觀必須能夠包容歧義，並且試圖在眾多歧義中尋找共通的意見和話語。用一個較具文學性的表述方式來說，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書寫既不是一人說了就算的“一錘定音”模式，因為這種獨斷而專制的書寫模式只會造就“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歷史“啞境”；也不是允許分歧長期存在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模式，因為這種莫衷一是的模式只能停留在“眾多歷史事件”的書寫過程，而始終無法提升至“統合眾多以為一”的書寫結果。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書寫必須以“眾多的歷史事件”為歷史書寫的指導原則，讓這些歷史事件（意見、立場、觀點）之間互相交流、溝通，甚至於辯論、吵架，最後在求同存異的大語境下進行整合。整合的結果未必就是歷史真實的面目，但它至少確保歷史的面目已不再被任何人造的紗布所遮蔽。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走向開明的歷史研究方法”。


結語

依據我們所提出的“開明的歷史研究方法”重新審視關於馬來亞共產黨抗日貢獻的歷史書寫，我們發現這已不再是“大歷史”的官方構架之外能否包容非官方的“小歷史”敘述的問題，而是“大歷史”應該如何有效包容“小歷史”的問題。只有當“霸權的聲音”（Hi-story）和“小歷史的陳述”（Her-story）在同一個平台上進行“對話”並且以“第三者的論述”作為這場對話的裁判，馬來亞這段歷史的書寫才有可能向理想的純淨形態邁進。當然，這一切畢竟只是從理論上編織出來的美麗憧憬，現實的情況往往讓我們束手無策、嗟嘆不已。要讓美麗憧憬不至於成為美不可及的幻象，要讓歷史書寫不再淪為可笑的弔詭，要讓歷史真實得到最大程度的還原，這需要所有史學家、政客以至於全人類共同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