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管锥编·周易正义·艮》引十七世纪英国诗人Phineas Fletcher于The Locusts中的一段情节，“罪恶（Sin）现女身，面抹粉施朱，掩饰本相，以蛊媚凡俗，而背尻深黑作夜色”，又引《镜花缘》第二十五回“两面国人‘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而唐敖揭起脑后浩然巾，只见‘裹面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与第三十九回“两面国王‘浩然巾内久已藏着一套坏脸’，‘对着人是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旨在说明观人不能仅从一方面下手，而是必须对他的“正面”与“背面”有着充分的认识，从而构造一个比较完整立体的形象。《水浒传》中的宋江正是一个有待我们从“正面”与“背面”两种视角去进行解读的复杂矛盾的艺术形象。说起宋江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不妨参考历代名家对他的评点，从中寻找一些线索。
明代晚期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李贽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并且对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予以充分的肯定。与李卓吾同时期的《容与堂评本》作者则对宋江很不客气，在小说第五十五回总评：“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明末清初时，著名《水浒传》评品家金圣叹更是毫不留情，一方面对梁山众人大加批评：“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扑劓刖之馀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另一方面对宋江口诛笔伐，“独恶宋江”而将其“定考下下”。进入清代，顺治年间的王仕云结合《水浒》小说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比较客观地评述宋江传奇的一生：“宋江豪滑大侠，草泽亡赖，生当盛时，必不郁郁居人下，拘以名位，縻以爵禄，自不至犯上作乱而为盗。”从以上这些评点可知，宋江这个艺术形象历来都是备受争议，褒贬不一，而这种现象可以归结到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湖南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李友桥在《〈水浒传〉中宋江形象脱轨及其成因》一篇文章中条例清晰地概括了宋江的双重性：“他既是造反派首领，又是一个唯君命是听的‘忠臣’；他既是‘敢笑黄巢不丈夫’的人物，又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腐儒；他处处标榜义气，又处处玩弄权术；对封建社会的贪官污吏有时嫉之如仇，有时又卑躬屈膝；他揭起‘替天行道’的义气，只为了一头扎进统治阶级阵营。”集众多矛盾于一身宋江就犹如《三国演义》的曹孟德以及《红楼梦》的贾宝玉，确实是一个颇值得研究和玩味的艺术形象。
为了更好掌握宋江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将以“纵向”和“横向”两种角度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所谓的“纵向”，指的是把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放在一个“历时”的语境中，主要探讨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环境中的演变。所谓的“横向”，就是截取《水浒传》中一些比较突出的故事情节，试图再现宋江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从“纵向”的角度审视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首先，宋江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其事迹可以从零星的史料中找到。《宋史·徽宗纪》就记载宋江于宣和二年至三年的起义：“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与后来的小说形象一样，历史上的宋江是先起义而后接受招降，但宋江的历史形象和小说形象同样存在着不少差异。《宋史·侯蒙传》形容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敢抗者，其才必过人。”陈泰《江南曲序》更有一番溢美之辞：“宋江为人，勇悍狂侠”。据李友桥的考证，宋江在小说中的表现处处与历史上的记载相抵牾，主要见于他的胆魄、江湖见识和兵略。《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张横在船上唱起打劫歌，竟把宋江吓“酥软了”，一点胆魄也没有，与历史中“勇悍”的形象可谓南辕北辙。《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宋江被押送江洲的途中进了催命判官李立的人肉馒头店，不慎吃下蒙汗药，离人肉馒头只差一步。同样的，小说中的宋江形象完全不能和“才必过人”的历史形象相提并论。《水浒传》第五十二回，大张旗鼓攻打高唐州的宋江临阵之时还要“打开天书”，“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结果还是“大败亏输”，“撇了剑，拨回马先走”，可以说是“赢得仓皇北顾”，狼狈之极，又哪里有“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敢抗者”的豪壮气概呢？历史形象与小说形象之间的相悖性正是构成宋江这个整体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重要成分。
其次，被广泛视为《水浒传》之胚胎的宋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对宋江形象的刻画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异于小说形象。宋江在《宣和遗事》中的事迹主要集中在《元集》和《亨集》，话本中的内容基本上参照历史的记载，只是增添了一些虚构的细节，如后来在小说中加以渲染和演绎的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怒杀阎婆惜等故事。我们简单对比宋江怒杀阎婆惜一件事上在话本和小说中的迥异表现，从中体现出这个艺术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宣和遗事·元集》的叙述如下：“（宋江）却见故人阎婆惜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再看宋江在《水浒传》中怒杀阎婆惜的过程。宋江得知阎婆惜握有自己与晁盖通信的证件，要求她把装有这些证件的招文袋还与他。阎婆惜借此勒索宋江，要宋江写下两纸文书，一来任从她改嫁张三，二来不许宋江向她讨回他买给自己的衣服和家用，同时让宋江把晁盖赠送的一百两金子交给自己。宋江答允了前两个条件，但鉴于那一百两金子是自己要亲手还给晁盖的，于是坚决不妥协。两人接着争夺起来，而宋江在怒极之下把阎婆惜杀死了。
比较这两种版本，宋江形象演变的复杂性就显而易见了。《宣和遗事》中的宋江冷酷无情、睚眦必报，甚至杀人不眨眼，其杀人行动完全出于主动；《水浒传》中的宋江则是一退再退（宋江明知阎婆惜与张三的艳遇却无动于衷），对阎婆惜一系列无理的要求尽量包容，可谓仁至义尽，其杀人行动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质。同样是虚构化艺术的产物，《宣和遗事》与《水浒传》中的宋江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出入，人物形象复杂而矛盾的蜕变是由什么刺激造成的？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我们认为《水浒传》作者在创作时的矛盾心理是尤其关键的。
施耐庵和罗贯中的矛盾心理
《水浒传》一书的作者到底是何人，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暂且采用在学术界中比较主流的观点，即认为《水浒传》七十回以上乃施耐庵所创，七十回以下乃罗贯中补写。针对作者在刻画宋江形象时的矛盾心理，李友桥在《〈水浒传〉中宋江形象脱轨及其成因》中结合了作者所处的元末明初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作了以下分析：
一，作者考虑到《宣和遗事》中的宋江缺少正面的刻画，相对李逵、燕青等艺术形象而言缺乏艺术积累，显得空乏无力，因此对于这个形象有意或无意地做了“道学化”和“软化”的处理。
二，作者意识到宋江是贯穿《水浒传》故事情节的中心人物，而当时章回小说中的领袖人物一般同时是道德的承担者，因此宋江的形象就不得不摆脱“勇悍狂侠”的历史形象，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西游记》中的唐僧一样都属于有德无能的类型化人物。
三，作者实际上通过宋江的小说形象寄托了他们不愿受到强盗滋扰的理想，希望宋江能顺利招降，开始征辽、平方腊等系列后续传奇；由行侠仗义的义士到啸聚山林的豪杰再到保家卫国的英雄，完成好汉们的三部曲。换句话说，在施耐庵和罗贯中的眼中，宋江很有可能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农民起义反抗暴政的艺术代号，他同时也承担着维护社会安定，抵御外侵的光荣使命。
针对李友桥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二点在标榜宋江的“德”和否定其“才”方面采用了明显的“二分法”，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减弱了宋江这个艺术形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确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是第一点和第三点的解释融合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客观处境具体分析，从整体上还是有益于我们理解作者在创作时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又反过来影响了宋江形象从历史记载到话本诠释到小说创作的复杂而曲折的变化。
历代统治者对宋江形象及其所代表的水浒精神的接受过程
宋江形象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创造这个形象的历史学家、讲唱艺人、小说作者身上，它同时也体现在《水浒传》历代读者复杂多变的接受过程上。我们这里重点探讨明清两个朝代的统治者如何看待宋江形象及其所代表的水浒精神，主要有这么两种原因：
一，《水浒传》成书于明朝初年，盛行于明嘉靖朝以后，因此把目标锁定在明清两朝。
二，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实行集权主义最彻底的朝代，而这种集权制度对当时的文学领域起到很大的影响。
明朝中叶以后的统治者对宋江形象以及《水浒传》一书基本上采取宽容接受的态度。明嘉靖年间，国家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就刊刻过《水浒传》，见于周弘祖《古今书刻》以及《都察院书目》。同时期显赫一时的武定侯郭勋也是带头刊印《水浒传》的统治阶级代表之一，见于沈德符《万里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公”条下：“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所刻《水浒传》，前者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有些学者认为都察院和郭勋刊书“都没有强烈的政治动机，一为谋利一是出于个人娱乐兴趣”，但这些行为也正好说明当时的最高权力嘉靖皇帝朱厚熜对《水浒传》及其内容还是持比较宽松的态度。万历年间基本延续嘉靖宽容的态度，而万历皇帝朱翊钧更是小说的热心读者，据刘銮《五石瓠》记载：“神宗好览《水浒传》”。
可是，进入清朝，《水浒传》以及宋江所代表的反叛形象再也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反而成为其严厉禁毁的对象。康雍乾三朝的统治者将《水浒传》视作“造妖书妖言”，认为它“荒唐鄙俚，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才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因此明文规定：“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乾隆朝以后，清朝的历代皇帝继续积极抨击《水浒传》，只是实施的力度随着国力的衰减而难以维持。清朝统治者强硬的态度一改明朝的宽容政策，而这种政治风气对《水浒传》的以及宋江形象的评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冰在《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一篇论文中总结道：“（清朝）统治者的禁毁影响了人们对水浒的评价．．．到清代，批判《水浒传》的人员大大增加，甚至有俞万春这样专门针对《水浒传》的创作，其《荡寇志》直呼梁山众人为贼寇，以全歼为快事。”
作为贯穿《水浒传》故事情节的灵魂人物，宋江形象的命运和小说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水浒传》在明清两朝所面临的迥异遭遇也将直接影响宋江这个艺术形象在历代广大读者眼中的位置和评价，从而加剧其复杂性的形成。
从“横向”的角度审视宋江在小说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身为梁山泊的起义军首领，宋江在《水浒传》中的位置和作用无疑是非常关键的。据统计，小说中与宋江有直接关系的章回就高达五十三回，足见这个艺术形象在小说情节发展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宋江在《水浒传》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将截取《水浒传》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章节作为讨论的据点，试图从“正面”和“背面”两种视角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江形象，主要关注宋江以及其他小说人物的复杂关系与宋江的“忠”、“义”问题。
宋江与晁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相信不管是阅读过《水浒传》小说或是看过《水浒传》电视连续剧的人都不难发现宋江与晁盖，这两个小说里的核心人物有着非常错种复杂的关系。这两个看似情同手足的兄弟，都有恩与对方，也都当过梁山泊的寨主，但不论是性格上或是理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之处也奠定了两人关系的复杂性。对照晁，宋二人的心肠和灵魂，在‘义’字的主旋律之下,有着许多不相符的符号。
晁盖出生于农村，有农民弟兄的质朴与真诚，做事宽泛，疏财仗义。宋江则是押司出身，平生好结识江湖上好汉，无论是谁又和需求都乐于帮助，有‘及时雨’的称号。但因为终日在官场厮混，沾染了许多虚伪习气，动不动谦虚地自称“小可宋江”。以下将通过小说里的几处情节来进一步地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
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这一回描写着晁盖如何因为受到了曾头市的侮辱，而决定“亲自走一遭，不捉得此辈，誓不回山”。宋江在得知晁盖的决定后想要替他前行，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却不顾宋江的苦谏，在告诉宋江他不是“要夺你的功劳”之后，点了二十个领头下山。之后在攻打曾头市时，晁盖因为误信两位小僧而遭到埋伏，最后在仓惶逃离时被曾家的教师史文恭的毒箭射伤。在几经波折后回到了梁山泊，却在当晚留下了遗言后病逝。从整件事中，或许我们很容易地就认为晁盖之死全都因为他鲁莽冲动，经不起别人的讥讽并且轻信他人之言，死有余辜甚至是自找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可以据此进一步探讨事件发生背后的因果关系，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宋、晁二人潜伏的矛盾。但在这之前，让我们分析晁盖的遗言及其背后的重大意义。
“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是晁盖在病逝之前所留下的遗言。乍看之下，或许能理解为晁盖对于被打败和被毒箭射伤还耿耿于怀，想要通过这句气话激励在旁的兄弟们为他报仇。照此推断，重病在身的晁盖在情绪上不稳定、理智上不清醒的情况下不立松江为下一任梁山寨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我们也有理由断定晁盖在意识上是主张把寨主之位传于宋江，只不过客观的事变干扰了他的思维，使原本圆满的“交接”仪式中途流产。但若换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晁盖是有意识地不指名要宋江当寨主，因为他根本不要让宋江继承他的寨主之位。晁盖要让那捉到射死他的人当寨主，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宋江未必有捉到史文恭的本事，或者根本没有亲手捉到史文恭的本事。原因如下：宋江是坐中军帐的主帅，不是冲锋陷阵的将领，几乎不可能与史文恭交锋，而论武艺，宋江也根本不是史文恭的对手。这样的一个理解或许一些人会质疑，更会以晁盖在第四十一回里对宋江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关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当作晁盖一心只想要宋江当寨主的意愿。无可否认的，像晁盖这样一个重情义的人，对于宋江的救命之恩一直都放在心上，而当初他也是真的想让宋江当寨主。但经过宋江一再推辞后，他也愿意承当寨主之位。只是，宋江在让晁盖当寨主后，却开始一连串的行为来试图削弱晁盖的地位是晁盖不得不对宋江有所防备。而通过以下的几处情节也能证明这一点。
除了这些事件以外，我们也能在小说里的几处情节中看到宋江如何在牵制并削弱着晁盖的寨主之位，使他成为傀儡寨主。譬如在第四十七回里，当梁山好汉正打算要攻打祝家时，宋江虽为副寨主却掌握着整个军事安排并且要晁盖镇守山寨不动。在这里我们或许能认定为是宋江上梁山后第一次的带兵所以情有可原。但在接下来每逢梁山泊要去攻打敌人时，宋江都会找理由不让晁盖亲自带兵。就像在第五十二回时，当晁盖得知柴进被关在高唐州时，便想要亲自相救，因为柴进可算是梁山泊的恩人。但宋江这是却以“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变轻动！”来阻止晁盖，自己率兵去立功。这里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是宋江在为晁盖与梁山着想，毕竟要有人在大军离去时守着梁山，而晁盖是寨主，不希望他在出征有何闪失。但在第五十八回时，当晁盖说“三郎贤弟你连词下山多遍，今番权且守寨，与兄替你走一遭。”时，宋江却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而在未等晁盖作出反应时，众将都说“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以这个情节为据点，再结合上几回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表面上不要晁盖“轻动”，但事实上却是要借此机会稳固自己在梁山上的地位。从军事上来说，主帅与兵，将门并肩作战时建立彼此间关系的最好方法。比起连日在山寨里守寨的晁盖，士兵们会更想为与他们作战的宋江效劳。就算他们尊晁盖为寨主，但事实上，他们的心都会偏向宋江。因此可以看到宋江是多么的有心机地在想取代晁盖，而晁盖也显然的意识到了这点。在了解了整个背景后，我们更能体会到晁盖为何这么迫切地要率兵攻打曾头市。晁盖在三次留守山寨后，终于忍不下去了，一方面是要立功来重振他的寨主威严，一方面不要让宋江再立功。因此他会在被曾头市嘲笑后有如此大的反应或许不是因为他真的被激怒了，而是要借此机会亲自率兵立功。而宋江当然也尝试劝阻晁盖不要前去，因此晁盖才会“忿怒”。但现实是残酷的，晁盖最后因中敌军全套，而被毒箭射伤，奄奄一息。他也在临死前对宋江进行最后的控诉，不直接把寨主之位传于他，指定能够为他报仇的好汉为下任寨主。
宋江与李逵之间的复杂关系
《水浒传》中的李逵头脑简单，蛮干粗鲁，
嗜酒贪赌，耍乖撒泼，是混沌狂野，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然而所有这些只是他思想性格中次要的一面，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他的憨直、勇武、豪气和反叛的精神，是他对梁山事业的忠诚和对梁山弟兄的最真纯的义气。而选择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和宋江进行对比，是要通过两人不论是性格，思想，行为上的不同和两人之间的互动来带出宋江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这段情节是《水浒传》的最后一回，也描写了宋江与李逵之死。话说宋江在受到皇帝的赏封后，到楚州为安抚，兼管总领兵马，而李逵则自到润州为都统制。原本以为能报效朝廷安享晚年的宋江这时却遭到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这四个奸贼的毒害，在朝廷降赐的御酒立下了毒。宋江在得知自己性命危在旦夕，这时便把李逵叫来，也让他喝了毒酒，最后两人双双先后死去。这一回不只是故事的结尾，也是让我们更深入掌握宋江性格的复杂性的重要章节。
为了更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拿小说的情节和电视剧中的布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小说的情节里，宋江得知自己中毒后，想到李逵在得知此事后或许会闹出事来，“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因此把李逵请到楚州，在叫他饮毒酒后才把真相告诉他。而李逵在得知自己从宋江喝的酒有毒后，非但不怪他，还认为“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从宋江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他在自己中毒后，却还是十分在意他追求的，所谓的“忠义”，害怕李逵会做出任何可能破坏自己名声的事，所以凭着李逵对他的信任与忠心，非常不“义”地把李逵毒死了。我们可以认识到其实对宋江来说，他的名声，他对于“忠义”的追求，比起和他出生入死，肯为他赴汤蹈火的兄弟，李逵的性命更重要。宋江如此自私自利，如此残忍无情的手段，无疑向我们揭示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阴暗的一面。而从李逵所说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在宋江身上所看不到的“义”。李逵知道自己喝得是毒酒后，并不责怪宋江不让他起兵造反，而是把自己的生命交与宋江，并且要在死之后继续当宋江身边的小鬼。他虽然非常讨厌朝廷，但最后和还是为了忠于宋江而束手就擒了。李逵对“义”士哥哥，宋江一味地讲义气，最后却还是屈服于宋江的忠孝思想。在此想提到电视剧里如何描述这段情节。在电视剧里，宋江在倒酒后，告诉李逵那时朝廷所赐的毒酒。而李逵的回答是“哥哥，舍不得铁牛死？…我与哥哥情同亲生骨肉，我知道哥哥不放心俺铁牛。”。这里可以看到电视剧里想要让宋江有个叫好一些的形象，让宋江提前告诉李逵酒里有毒，来显出他对于要毒害李逵有些不舍。但从李逵的反应里更能对比出，他对兄弟的“义”。他把宋江视为“情同亲生骨肉”，但宋江却为了朝廷要毒死他。
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段情节也清楚地表现出宋江的悲剧性。宋江一生受到儒家思功名情结的捆绑，就算是被迫上梁山，但想要当官和效忠于皇帝的欲望却从未减少。最后他的确成功地使梁山好汉都招安，自己也得以衣锦还乡，但他也因此而遭到了奸人的迫害，最后也因为坚持要忠于皇帝而赔上了自己和李逵的性命。看到他死之前还一直为朝廷着想，害怕李逵造反，可以看出他到死都带着对朝廷对皇帝的忠也结束了他悲剧性的人生。
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水浒传》中还有一段很能体现宋江形象复杂性和多面性的情节，即“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简单概述，宋江等人希望朱仝能够加入梁山阵营与中好汉并肩作战，岂知朱仝坚决不肯。宋江为了断绝朱仝的后路，让他不得不投靠梁山泊，于是让美髯公李逵将朱仝非常宠爱的沧州知府的四岁儿子小衙内杀死。事后，朱仝愤恨不已，但面对宋江等人的厉害手段也只能无奈地慨叹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
我们知道宋江在小说中是个非常喜欢结交江湖朋友的人物，在上梁山泊以前可能还是出自一种豪爽慷慨的气度，而上了梁山以后则更多是为了收揽天下豪杰，壮大梁山的声势和威容。可是，无论我们用什么界限来划定宋江收揽天下豪杰的动机和目的，他在第五十一回中用卑鄙的手段杀害无辜的小衙内以迫使朱仝上梁山，于情于理都是不能宽恕的。让人纳闷的是，这种做法不是宋江的一贯作风。根据李友桥的说法：“宋江收揽人心全凭两招：一掏钱、二跪拜。”李友桥统计在《水浒传》中写宋江送银子有十七处之多，最典型的是“在柴进庄上结纳武松，拿梁山金钱笼络李逵。”此外，宋江多次通过跪拜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结交豪杰的热诚和真心，如“江洲劫法场后，宋江唯恐众人不上梁山，于是下跪”，还有“关胜被活捉后，宋江亲解其缚，‘纳头便拜’”。宋江的这些行径确实难登大雅之堂，就如金圣叹由此认定《水浒传》作者“痛恨宋江奸诈”，因为宋江“纯用术数去笼络人”，但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同样不失为“惠而不费”的做法。
宋江在收揽人才上几乎判若两人的表现再一次为我们揭示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前者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杀人主谋，后者则是宽厚慷慨的谦恭仁者，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性情如胶似漆地融入在一个统一体中，使宋江的艺术形象顿时丰满、立体起来。为了更好解释宋江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不妨拿李逵与他做个对比。李逵实际上是宋江策划中的杀人机器，是“借刀杀人”计谋中的那把“刀”，就如他在第五十二回中所言：“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李逵把小衙内杀死，固然一点悔意也没有，但结合他在整部小说的形象来看，这确实符合李逵的性格和一贯作风，所以读起来不会太惊讶。可是，宋江在此前的一系列表现都是指向一个宅心仁厚的人物形象，纵使有一些劣迹也不会颠覆我们对他的正面印象。第五十一回的“揽才计划”可以说粉碎了这种幻想，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宋江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宋江的“忠”，“义”问题
宋江的“忠”，“义”问题一向是研究‘宋江’这个人物，或《水浒传》的学者们所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无可否认的，宋江是《水浒传》里的核心人物。身为梁山寨主，宋江的活动贯穿正本书，而他的思想行为也直接地影响着梁山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与失败。因此，在梁山众多英雄好汉中，宋江的形象是最复杂的。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宋江在《水浒传》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将以第十八回和第三十九回作为讨论的据点，试图从“正面”和“背面”两种视角还原一个立体的宋江形象。
第十八回“美髯公智取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第十八回“美髯公智取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主要是写宋江的出场，这里简单概括一回的故事情节。晁盖等人智取蔡太师的生辰纲以后，很快就成为官府重点打击的对象。经过一番周密的盘查，官府找到了晁盖等人具体的去处（郓城县东溪村），并且派遣济州府何涛作为缉捕使臣将他们一网打尽。何涛带领着二十个公人直奔郓城县衙门，希望能得到当地官员的协助，从而引出了郓城县的押司宋江宋公明。两人含蓄片刻，互报姓名，而久闻宋江美名的何涛更是为之倾倒，竟然毫无防备意识地将他奉命追捕晁盖等人的公务告诉了宋江。宋江听罢大吃一惊，因为晁盖就是他的心腹兄弟，而他自己也意识到如果不出手相救，晁盖等人将性命难保。于是宋江一方面巧施缓兵计安置了何涛，另一方面快马策鞭地往东溪村跑，将官府缉捕的消息告知晁盖。回到衙门后，宋江又继续寻找机会拖延何涛出兵的时间，为晁盖等人全身而退做足了铺垫。最后，何涛把“瓮中捉鳖，手到拿来”的事搞砸了，而宋江的聪明才智、任侠仗义也随着他的出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影响。
细读了第十八回后，我们在宋江身上可以看到两个很能代表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现象。第一，宋江在“忠”与“义”之间的挣扎和摇摆。身为衙门押司的宋江肯定明白奉公执法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但当他知道执法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心腹兄弟时，他断然选择了“义”而摒弃了“忠”，所谓“心腹兄弟为重，决心舍着性命”、“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宋江如此义无反顾的举措似乎暗示他脱离了主流传统的忠孝思想，以任侠为己任，但当我们参照第二十回中宋江的心理描写时，又会看到另一面的宋江。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中写宋江看到济州府下达的公文以后的一番思索：“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涛观察；又损害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这段宋江的心理描写透露了三样信息。一，宋江对晁盖的作为既感到惊讶又感到不满。二，宋江确实非常关心晁盖等人的处境。三，宋江是站在了维护封建政治法律制度的立场上来非议他们的。对于第三点，大同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研究员王秀华的结论是相当精辟独到的，她说：“可见，他始终是处于‘忠’与‘侠’的矛盾之中，始终走不出自己为自己所设的樊篱中，为起义的失败，他命运的悲剧买下了伏笔。”仅从他对晁盖等人采取的两种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流淌在宋江的两道血脉，一曰“忠”，二曰“义”；而这两道血脉很多时候是相互纠结、难分难解的，从而构成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艺术形象。
第二，宋江在第十八回中所表现的“义”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刘熙《释名》：“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各宜也。”《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又《公孙丑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台湾大学的傅佩荣教授则注“义”为“应行之事”、“该做的特定事项”，即做该做的事。以上的儒家经典对“义”字的解释明显带有适宜、正当的意思，我们可以将这种“义”叫做“正义”。宋江的“义”是“正义”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宋江的“义”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明确针对性和主观性的“义”，而这种“义”所选择的受众一般上则是与自己血脉相连或者关系亲近的人。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中奥妙，我们有必要对比晁盖和何涛这两个人物，同时审查宋江对他们各自得待遇。从小说的正规发展来看，晁盖无疑是一个正面人物，是宋江应该以“义”相待的对象。可是，难道站在晁盖的对立面的何涛就一定得是小说中的负面人物，就没有资格让宋江以“义”相待吗？何涛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公务员，兢兢业业，一生只想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以养家糊口，在整部小说中也没有任何劣迹。他接手上司的命令捕捉晁盖纯属其职责范围之事，而他与晁盖素不相识，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或负担。宋江后来正是仗着何涛对自己的无比信任，成功完成了救助晁盖的“伟大”使命，而何涛因为没有办法交差而被整得焦头烂额，最后在石碣村被阮小七割断双耳，残疾终身。如果我们按照儒家经典中“义”的标准来评价宋江的行径，宋江标榜的“义”是站不住脚的。宋江的“义”一来无视法律的制裁，二来无视何涛对自己的期许，再来利用何涛来成全自己的“心腹兄弟”，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正当性、自由选择的自私的“义”。因此鲍鹏山教授认为宋江的“义”是一种“江湖义气”，而这种“义气”自然就有“正气和邪气的区别了”。换句话说，宋江所代表的“江湖侠义，往往变为江湖‘狭义’- 很狭隘的，对局外人极其不公的‘义气。’”可见，宋江的“义”在根本上就是复杂而矛盾的，而充分掌握这种“义”的性质是我们了解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
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宋江“吟反诗”是整部《水浒传》中最关键的情节之一，因为它让我们深一层窥探这个艺术形象潜意识的运作，为我们了解其复杂性和多面性提供重要的素材。这里简单概述第三十九回的故事情节。宋江独自一个人上浔阳楼喝酒吃肉，经一两杯苦酒下肚后，忍不住回顾自己的身世，自哀自怜起来：“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以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接着接着酒劲先后提了一首词《西江月》和一首七言绝句。我们重点来看他的七言绝句，因为这是历来被看作揭示宋江“反骨”的诗，诗言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用了两个典故。黄巢起义是唐朝末年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乎摧枯拉朽般的席卷了整个中国，最后因为朱温军的介入而功败垂成。所谓“丈夫”可以追溯到《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故事。刘邦在咸阳服徭役期间看到了出巡的秦始皇豪华奢侈的排场，感慨万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两个典故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看出宋江的“凌云志”其实是想一统瀛寰、登上皇帝宝座的雄心壮志。尽管这种想法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确实是大逆不道的，但宋江如果真正有这样的动机而且能够付诸实施，从小说欣赏的角度来看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宋江自从写下了这首反诗以后，虽然也带领了梁山群雄踞山起义，但他实行的政治路线始终滞留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上，再也没有任何取赵宋而代之的念头或举措，根本不让自己的“凌云志”得到发挥的空间。狄马在《宋江为什么招安》一篇文章中毫不掩饰地批判宋江的这条政治路线：“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场撒娇，一场个人向国家权力机关摔盘子掼碗，一场打家劫舍、装疯卖傻将自己重新踅回君父怀抱的曲折努力。”至于宋江为何会阵前倒戈、改弦易辙，有些人认为他作诗时难免夸大其辞、言过其实，有些人觉得他是乘着酒兴胡言乱语，有些人则提出他当时感情异常激动、缺乏理智。对于这些看法，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海纳百川的态度，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说：“上述猜测没有一个拥有足够的证据，只是在作‘自由的解释’，而我们只能承认这种‘解释的自由’，让人‘姑妄言之’，于己‘姑妄听之’。” 我们认为宋江在潜意识中确实有着强烈的“反骨”，而这种潜意识恐怕不仅仅局限于宋江一人，因为在当时那种皇帝集权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平头百姓心头深处暗自做一做“皇帝梦”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关键是，宋江后来确实拥有足够的实力和砝码问鼎中原，就算不能真正取而代之，自己也完全可以形成独立于朝廷的割据势力，而他却没有走上这条黄巢走的路。究其原由，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宋江始终还是忠于当时的封建道德观念，就算是潜意识里有着想造反，想改朝换代的念头，但有意识地，他还是无法逃脱封建思想的枷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江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与悲剧性，就算内心里多么地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因为对皇帝的“忠”，对封建思想的“忠”，最后只能选择招安这个不归路。
若进一步地来剖析宋江的“忠”，我们可以把宋江的“忠”分成三个层次来看。第一层是对于官僚制度和忠孝思想的忠，第二层是对皇帝，对封建思想的忠，而第三层是对自己的忠。
首先来看宋江对于官僚制度和忠孝想的忠。宋江在第十八回首次出场时，被形容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可见他是个驰骋官场多年，明白奉公守法的重要性的底层官员。同时，他也十分尊敬父亲，对于父亲的教训都尽心地遵从。在第第三十五回里，宋江的父亲说“…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而在三十六回里，当晁盖劝宋江归入梁山时，宋江回答道“父亲明明教训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从这里可以看到，宋江之所以一直坚持不上梁山，不肯入伙为山贼，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忠于父亲的教训，忠于当时“父为子纲”的道德思想观念。尽管如此，宋江在第十八回中无视朝廷律法，私放晁盖的情节向我们暗示宋江第一层的忠是有问题的，或则说他逾越了这个低层次的“忠”。这一点在他后来选择上梁山时更是得到充分的印证。
其次，虽然宋江超越他第一层的忠，但他在上了梁山后还是十分忠于皇帝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当了梁山寨主后，时时刻刻都把招安放在心上，时不时提醒梁山好汉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得到皇帝的特赦，接受招安、归顺朝廷。虽然他也多次率兵对付朝廷军队，并且杀了不少官兵，但这些战役主要针对的是朝廷奸臣，是在替皇帝铲除身边的恶势力，可以说他是“反贪官不反皇帝”。此外，从他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可见他固然重视对梁山好汉的“义”，但这个“义”必须以“忠”为前提。换句话说，他始终还是把对皇帝的“忠”放在对梁山好汉的“义”之前。但是，我们在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宋江第二层次的“忠”也并非没有问题。如果宋江是真的“忠”于皇帝，一心为皇帝着想，想保护皇帝，那他在败童贯，败高俅时就应该落实他“清君侧”的意图，把这两位奸臣杀了，可是宋江并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情款待高俅，对他低声下气，恳求他替梁山群众在皇帝面前求情，让他们得以顺利招安。宋江这样轻易地把高俅，童贯放走，让他们继续在皇帝身边胡作非为，这难道是对皇帝的“忠”吗？
追根究底，宋江选择不杀高俅与童贯而放走他们很有可能是为了得到招安，好让自己得到皇帝的特赦，圆实他封妻荫子，衣锦还乡的美梦。若他真的把高俅与童贯这两个奸臣杀了，尽管这是对皇帝和社稷来说的最好结局，但他也必然成为朝廷其他恶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而他当官的梦想也只能面临幻灭的下场。从这一点来看，宋江对于皇帝的“忠“是应该被质疑的。进一步推断，宋江或许更忠于自己的欲望与利益。对宋江来说，他也许一直都想要当官，想要为家族为父亲带来荣誉，但他在开始时只是一个押司，要升官其实并不容易，更说不上得到皇帝的赏赐了。这一切在他上梁山后改变了。被逼上梁山当寇贼或许不是他的初愿，但随着他在梁山泊中地位的提高，随着他对梁山势力的进一步认识，他发现他统领的这一团体就是他换取乌纱帽的最佳筹码。后来宋江积极壮大梁山的实力，使它成为一个能够与朝廷相颉颃的势力，通过一再打败官军迫使朝廷不得不向梁山群众伸出橄榄枝，并且对他宋江有一定的待遇。我们不能妄猜宋江上梁山前广交江湖好汉是为了要准备起义造反、迫使朝廷妥协，但不可否定的是他后来借用了梁山泊的力量以完成他个人目的的私欲和理想。
综合以上的论点，我们发现宋江在小说里始终没有一个固定“忠”于的对象；他的“忠”其实是非常复杂、多面的。通过了解宋江在“忠’的问题上不同的处理，我们可以更深入体会到这个艺术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总结
我们结合纵向和横向两种角度审视宋江这个特殊的艺术形象，发现宋江的复杂性其实非常“复杂”。从历时的轴线来看，宋江在正史、话本以至小说各体裁中彼此冲突的形象，《水浒传》作者创造宋江形象的复杂心理以及历代读者群对宋江形象迥异的接受程度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宋江形象的复杂性。从小说情节进行分析，宋江在“忠”、“义”问题上的跋前疐后、举棋不定以及他和其他小说人物关系上的曲折盘郁、若即若离更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在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好汉中，景阳岗赤手打虎的武松让我们敬佩不已，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让我们拍案叫绝，发配沧州的路上一味委曲求全的林冲让我们怒其不争，元夜闹东京的李逵让我们心惊肉跳，而矛盾复杂的宋江独独让我们爱也不是、恨也不是，束手无策。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毋宁说恰恰就是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它超越了一般小说人物的脸谱性和单面性，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丰富的艺术形象，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可以说，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不一定就得是一贯性的正面或一贯性的负面，但要成功认识一个艺术形象，我们就有必要看透它的“正面”和“背面”，就如《管锥编·周易正义·艮》中所强调的“见不可欲：物之可欲，每由其面，其背初不尔，倘覩背之无可欲乃至可憎可怖，则庶几勿为面所迷惑。盖我不‘革面’，而物‘革面’，亦即我不背向物，而使物背向我。等面、背于表里，别幻想于真相。”前面提过，《水浒传》的作者很有可能出于丰富宋江这个人物形象的考虑，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对其做了“道学化”和“软化”的处理，使宋江的“正面”乍看之下显得格外的鲜明突出。可是，仅仅从“正面”的视角把握宋江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只有让它“革面”，使它“背向我”，纵使我们必须面对“可憎可怖”的事实，至少我们把它看透了而不为其所“迷惑”。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认识宋江“可憎可怖”的一面便全盘否定他作为一个立体的艺术形象，而是从中体会到《水浒传》中这个特殊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为我们以后的阅读和评鉴提供新的刺激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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